至机也。是以治兵有制，名虽不同，从而横之，方而圆之，使万众犹一人；车马有数，用虽不同，合而分之，散而敛之，取四方犹跬步；制器有度，工虽不同，左而右之，近而远之，运众算犹掌握。非天下之至神，孰能与此？”又条奏八事，以为“兵之事有三：曰禁兵，曰厢兵，曰民兵。马之事有三：曰养马，曰市马，曰牧马。兵器之事有二：曰缮作，曰给用。”及西方用兵，神宗遣近侍问兵马之数，将立具上之；明日，访枢臣，不能对也。
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元佑三年，再为翰林学士。四年，拜尚书右丞。将自以在先朝为侍从，每讨熙、丰旧章以闻。中旨用王文郁、姚兕领军，执政复议用张利一、张守约。将始与执政同议，复密疏利一不可用。言者论其窥伺主意，炫直卖友。罢为资政殿学士、知定州，移扬州，又移大名府。
会黄河东、北二议未决，将曰：“度今之利，谓宜因梁村之口以行东，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尽闭诸口，以绝大名诸州之患。俟水大至，观故道足以受之，则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则梁村之口可以止；两不能相夺，则各因其自流以待之”
绍圣初，入为吏部尚书，上疏乞依元丰诏，定北郊夏至亲祀。拜尚书左丞、中书侍郎。章惇为相，与蔡卞同肆罗织，贬谪元佑诸臣，奏发司马光墓。哲宗以问将，对曰：“发人之墓，非盛德事。”方党祸作，或举汉、唐诛戮故事，帝复问将，对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来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远过汉、唐者，以未尝辄戮大臣也。”哲宗皆纳之。
将尝议正夏人罪，以泾原近夏而地广，谋帅尤难，乞用章楶，楶果有功。崇宁元年，进门下侍郎，累官金紫光禄大夫，抚定鄯、廓州。边臣欲举师渡河，朝议难之。将独谓：“外国不可以爽信，而兵机有不可失，既已戒期，愿遂从之。”未几，捷书至，将以复河、湟功转特进，凡居政地十年。
御史中丞朱谔取将旧谢章表，析文句以为谤，且谓：“将左顾右视，见利则回，幡然改图，初无定论。元佑间尝为丞辖，则尽更元丰之所守。绍圣初复秉钧轴，则阴匿元佑之所为。逮至建中，尚此冒居，则绍圣之所为已皆非矣。强颜今日，亦复偷安，则建中之所为亦随改焉。”遂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河南府。言者不已，降资政殿学士、知颖昌府，移大名，加观文殿学士、奉国军节度使。在大名六年，数告老，召为佑神观使。政和初，卒，年七十五。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文定。
子份，龙图阁学士。
邓润甫，字温伯，建昌人。尝避高鲁王讳，以字为名，别字圣求，后皆复之。第进士，为上饶尉、武昌令。举贤良方正，召试不应。熙宁中，王安石以润甫为编修中书条例、检正中书户房事。神宗览其文，除集贤校理、直舍人院，改知谏院、知制诰。同邓绾、张琥治郑侠狱，深致其文，入冯京、王安国、丁讽、王尧臣罪。
擢御史中丞。上疏曰：“向者陛下登用隽贤，更易百度，士狃于见闻，蔽于俗学，竞起而萃非之，故陛下排斥异论，以图治功。然言责之路，反为壅抑；非徒抑之，又或疑之。论恤民力，则疑其违道干誉；论补法度，则疑其同乎流俗；论斥人物，则疑其讦以为直。故敢言之气日以折，而天下事变，有不得尽闻。曩变法之初，势自当尔。今法度已就绪，宜有以来天下论议。至于淫辞诐行，有挟而发，自当屏弃。如此，则善言不伏，而致大治也。”
李宪措置熙河边事，润甫率其属周尹、蔡承禧、彭汝砺上书切谏，其略云：“自唐开元以来，用杨思勖、鱼朝恩、程元振、吐突承璀为将。有功，则负势骄恣，陵轹公卿；无功，则挫损国威，为四国笑。今陛下使宪将兵，功之成否，非臣等所能预料。然以往事监之，其有害必矣。陛下仁圣神武，驾御豪杰，虽宪百辈，顾何能为，独不长念却虑，为万世之计乎？岂可使国史所书，以中人将兵自陛下始？后世沿袭故迹，视以为常，进用其徒握兵柄，则天下之患，将有不可胜言者矣！”不听。
又言：“兴利之臣，议前代帝王陵寝，许民请射耕垦，而司农可之。唐之诸陵，因此悉见芟刘，昭陵乔木，翦伐无遗。熙宁着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则敕吏致祭，德意可谓远矣。小人掊克，不顾大体。愿绌创议之人，而一切如令。”从之。
迁翰林学士。因论奏相州狱，为蔡确所陷，落职知抚州。移杭州，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召复翰林学士兼掌皇子阁笺记，一时制作，独倚润甫焉。哲宗立，惟润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进承旨，修撰《神宗实录》。以母丧去，终制，为吏部尚书。梁焘论其草蔡确制，妄称有定策功，乃以龙图阁学士知亳州。阅岁，复以承旨召。数月，除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请郡，得知蔡州，移永兴军。
元佑末，以兵部尚书召。绍圣初，哲宗亲政，润甫首陈武王能广文王之声，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开绍述。遂拜尚书左丞。章惇议重谪吕大防、刘挚，润甫不以为然，曰：“俟见上，当力争。”无何，暴卒，年六十八。辍视朝二日。以尝掌均邸笺奏，优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安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