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立虞主。吉仗还京，备九祭，复埋虞主，然后立神主，升庙室。自旷古至皇朝，上奉祖宗陵庙行此礼，何以今日乃违典章，苟且升祔，方权攒妄立神主，未大葬辄埋悬重？且棺柩未归园陵，则神灵岂入太庙？奈柏城未焚凶仗，则凶秽唐突祖宗。望约孝章近例，但于壬地权攒，未立神主升祔，凶仪一切祗奉。俟丙午年灵驾西去园陵，东回祔庙。如此则免于颠倒，不利国家。
乃诏有司再加详定。判礼院孙何等上言：
按《晋书》羊太后崩，废一时之祀，天地明堂，去乐不作。又按《礼》，王后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殡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则天地之祭不废，遂议以园陵年月不便，须至变礼从宜。又缘先准礼文，候神主升祔毕，方行享祀。若俟丙午岁，则三年不祭宗庙，礼文有阙。况明德皇太后德配先朝，礼合升祔。遂与史馆检讨同共参详，以为庙未祔则神灵不至，伏恐祭祀难行。攒既毕则梓宫在郊，可以葬礼比附。遂按《礼》云“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见也。”既不欲穿圹动土，则龙輴、攒木、题凑，蒙椁上四柱如屋以覆，尽涂之。所合埋重，一依近例，便可升祔神主。安易妄言，以凶仗为凶秽，目群官为颠倒，指梓宫为棺柩，令百司分析园陵，浼渎圣听，诬罔臣下。
安易又云“昔日睹群官尽公，奉二帝诸后，并先山陵，后祔庙；今日睹群官颠倒，奉明德皇太后，独先祔庙，后园陵”者。今详当时先山陵后祔庙，正为年月便顺，别无阴阳拘忌。今则年月未便，理合从宜。未埋重则礼文不备，未升祔则庙祭犹阙，须从变礼，以合圣情。兼明德皇太后将赴权攒，而安易所称“柏城未焚凶仗，则凶秽唐突祖宗。”按《檀弓》云：“丧之朝也，顺死者之孝心也。”郑玄注云，谓迁柩于庙。
又云：“其哀离其室也，故至于祖考之庙而后行，商朝而殡于祖，周朝而遂葬。”今亦遥辞宗庙而后行，岂可以《礼经》所出目为颠倒，吉凶具仪谓之唐突哉？
又云：“孝章皇后至道元年崩，亦缘有所嫌避，未赴园陵，出京权攒之时，不立神主入庙。直至至道三年，西去园陵，礼毕，然后奉虞主还京，易神主祔庙，以合典礼。”今详当时文籍，缘孝章为太宗嫂氏，上仙之时，止辍五日视朝，百官不曾成服，与今不同。从初亦无诏命令住庙享。今明德皇太后母仪天下，主上孝极曾、颜，况上仙之初，即有遣命权停享祀。今按礼文，固合如此。安易荒唐庸昧，妄有援引，以大功之亲，比三年之制，欺罔君上，乃至于斯。
况安易以讦直自负，所诋者无非良善；以清要自高，所尚者无非鄙俗。名宦之志，老而益坚；诗书之文，懵而不习。本院所议，并明称典故，旁考时宜，虽曰从权，粗亦稽古，请依无议施行。
从之。安易又屡言陵庙事，词多鄙俚。晚岁进趋不已，时论嗤之。二年卒，年七十六。赠工部尚书。录其子承庆为国子博士，孙从政为太常寺奉礼郎。
论曰：自古创业之君，其居潜旧臣，定策佐命，树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尝乏也。求其始终一心，休戚同体，贵为国卿，亲若家相，若宋太祖之于赵普，可谓难矣。陈桥之事，人谓普及太宗先知其谋，理势或然。事定之后，普以一枢密直学士立于新朝数年，范、王、魏三人罢相，始继其位，太祖不亟于酬功，普不亟于得政。及其当揆，献可替否，惟义之从，未尝以勋旧自伐。偃武而修文，慎罚而薄敛，三百余年之宏规，若平昔素定，一旦举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役，终身以轻动为戒，后皆如其言。家人见其断国大议，闭门观书，取决方册，他日窃视，乃《鲁论》耳。昔傅说告商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普为谋国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蓍龟圣模，宋之为治，气象醇正，兹岂无助乎。晚年廷美、多逊之狱，大为太宗盛德之累，而普与有力焉。岂其学力之有限而犹有患失之心欤？君子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