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司统辖训练。”诏从之。是年，权知婺州杨应诚奏：“凡屯戍将兵，须隶守臣，使兵民之任归一，则号令不二，然后可以立事。”诏从之。续有旨改从旧制。
四年，臣僚言：“东军远戍四川，皆京师及府界有武艺无过之人。既至川路，分屯散处，多不成队，而差使无时，委致劳弊。盖四川土兵既有诏不得差使，则其役并着东军，实为偏重。若令四川应有土兵、禁军与东军一同差使，不惟劳逸得均，抑亦不失熙、丰置东军弹压蜀人兼备蛮寇之意。”诏本路钤辖、转运两司公同相度利害以闻。
五年，制置所奏：“江、浙增屯戍后兵，相度节镇增添两指挥处，余州各一指挥，各不隶将。内两指挥处，将一指挥以威果为名，一指挥以全捷为名，余州并以威果为名。”从之。
七年三月，诏：“广南东、西路地远山险，盗贼间有窃发。内郡戍兵往彼屯守，多缘瘴疠疾病，不任捕盗，又不谙知山川道里、林壑曲折，故盗不能禁。可令每巡检下招置土人健勇轻捷者，参戍兵之半，互相关防，易于擒捕。令枢密院行之。”
靖康元年四月，以种师道为太尉，依前镇洮军节度使、河北河东宣抚使，后加同知枢密院事。时师道驻军滑州，实无兵从行，请合山东、陕西、京畿兵屯于青、沧、滑、卫、河阳，预为防秋之计。徐处仁等谓：“金人重载甫还，岂能复来？不宜先自扰费，示之以弱。”议格不行。
七月，河北东路宣抚使李纲奏：“臣两具论，以七月七日指挥止诸路防秋之兵为不可，必蒙圣察。今宣抚司既无兵可差，不知朝廷既止诸路防秋之兵，将何应副。兼远方人兵各已在路，又已借请数月，本路漕司、州县又已预备半年、百日之粮，今一放散，皆成虚费，而实要兵用处无可摘那，深恐误国大计。”诏依所奏。
绍兴之初，群盗四起，有若岳飞、刘光世诸大将领兵尤重，随宜调发，屯泊要害，控制捍蔽，是亦权宜之利矣。厥后枢府、帅臣屡言久戍之弊，甚者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更，尤可闵念。盖出戍者皆已老瘁，而诸州所留，类皆少壮及工匠，三司多以坐甲为名，占留违制，有终身未尝一日戍者，于是命帅臣、钤辖司置诸州尺籍，定其姓名，依期更戍。帅臣又言：“有如贵溪戍兵，三月一更，由贵溪至池州，往返一千五百里，即是一月在途，徒有劳费。愿以一年终更。”
今考绍兴间边境弗靖，故以大军屯戍，而践更之期，近者三月，远者三年。逮和议既成，诸军移屯者渐归营矣，惟防秋仍用移屯更戍之法，沿边备御亦倚重焉。乾道、淳熙、绍熙之际，一遵其制。开禧初，复议用兵，驻扎诸兵始复移屯。和议再成，边地一二要郡虽循旧贯，其诸驻扎更戍之法不讲，而常屯之兵益多。逮夫端平破川蜀，咸淳失襄樊、裂淮甸，疆宇蹙而兵法坏。叛将卖降，庸夫秉钺，间有图国忘死之士，则遥制于权奸，移屯更戍，靡有定方。于是戍卒疲于奔命，不战而毙者众矣。至若将校之部曲，诸军之名号，士卒之众寡，详列于屯驻者，兹不重录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