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钱粮给其费。是岁，引府界保甲武艺成，帝亲阅，录作能者，余赐金帛。
四年，改五路义勇为保甲。狄谘、刘定部领澶州集教大保长四百八十二人见于崇政殿，召执政赐坐阅试，补三班借职、差使、借差凡三十六人，余赐金帛有差。迁谘四方馆使，定集贤校理。又诏曰：“三路见训民兵非久，什长艺成，须便行府界团教之，钱粮、官吏并如畿县，未知及期能办与不。若更稽延日月，必致有误措置大法，可令承旨取索会校之。”其年，府界、河北、河东、陕西路会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长、壮丁凡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岁省旧费缗钱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岁费缗钱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团教之赏为钱一百万有奇不与焉。凡集教、团教成，岁遣使则谓之提举按阅，率以近臣挟内侍往给赏钱，按格令从事。诸路皆以番次艺成者为序，率五六岁一遍，独河东以金帛不足，乃至十一岁。上以晋人勇悍，介辽、夏间，讲劝宜不可后，诏赐缗钱十五万。时系籍义勇、保甲及民兵凡七百一十八万二千二十八人云。熙宁九年之数。
保甲立法之初，故老大臣皆以为不便，而安石主议甚力，帝卒从之。今悉着其论难，使来者考焉。
帝尝论租庸调法而善之，安石对曰：“此法近井田，后世立事粗得先王遗意，则无不善。今亦无不可为。顾难速成尔。”及帝再问，则曰：“人主诚能知天下利害，以其所谓害者制法，而加于兼并之人，则人自不敢保过限之田；以其所谓利者制法，而加于力耕之人，则人自劝于力耕，而授田不能过限。然此须渐乃能成法。使人主诚知利害之权，因以好恶加之，则所好何患人之不从，所恶何患人之不避？若人主无道以揆之，则多为异议所夺，虽有善法，何由立哉？”
帝谓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安石则曰：“今义勇、土军上番供役，既有廪给，则无贫富皆可以入卫出戍，虽无租庸调法，亦自可为。第义勇皆良民，当以礼义奖养。今皆倒置者，以涅其手背也，教阅而縻费也，使之运粮也。三者皆人所不乐，若更殴之就敌，使被杀戮，尤人所惮也。”
冯京曰：“义勇亦有以挽强得试推恩者。”安石曰：“挽强而力有不足，则绝于进取，是朝廷有推恩之滥。初非劝奖使人趋武用也。今欲措置义勇皆当反此，使害在于不为义勇，而利在于为义勇，则俗可变而众技可成。臣愿择乡闾豪杰以为将校，稍加奖拔，则人自悦服。矧今募兵为宿卫，及有积官至刺吏以上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况不至如此费官禄，已足使人乐为哉！陛下诚能审择，近臣皆有政事之材，则异时可使分将此等军矣。今募兵出于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不及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长计也。”帝以为然。
时有欲以义勇代正兵者，曾公亮以为置义勇、弓手，渐可以省正兵。安石曰：“诚然，第今江、淮置新弓手，适足以伤农。”富弼亦论京西弓手非便。安石曰：“揆文教，奋武卫，先王所以待远迩者固不同。今处置江、淮与三边，事当有异。”
帝又言节财用，安石对以减兵最急。帝曰：“比庆历数已甚减矣。”因举河北、陕西兵数，虑募兵太少，又训择不精，缓急或阙事。安石则曰：“精训练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习兵，则兵可省。臣屡言河北旧为武人割据，内抗朝廷，外敌四邻，亦有御奚、契丹者，兵储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户口蕃息，又举天下财物奉之，常若不足。以当一面之敌，其施设乃不如武人割据时。则三路事有当讲画者，在专用其民而已。”帝又言：“边兵不足以守，徒费衣廪。然固边圉又不可悉减。”安石曰：“今更减兵，即诚无以待急缓；不减，则费财困国无已时。臣以谓傥不能理兵，稍复古制，则中国无富强之理。”
帝曰：“唐都长安，府兵多在关中，则为强本。今都关东而府兵盛。则京师反不足待四方。”安石曰：“府兵在处可为，又可令入卫，则不患本不强。”韩绛、吕公弼皆以入卫为难。文彦博曰：“如曹、濮人专为盗贼，岂宜使入卫？”安石曰：“曹、濮人岂无应募？皆暴猾无赖之人，尚不以为虞；义勇皆良民，又以物力户为将校，岂当复以为可虞也？”
陈升之欲令义勇以渐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去数百年募兵之敝，则宜果断，详立法制，令本末备具。不然，无补也。”帝曰：“制而用之，在法当预立条制，以渐推行。”彦博等又以为土兵难使千里出戍。安石曰：“前代征流求，讨党项，岂非府兵乎？”帝曰：“募兵专于战守，故可恃；至民兵，则兵农之业相半，可恃以战守乎？”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战守。臣以谓募兵与民兵无异，顾所用将帅如何尔。将帅非难求，但人主能察见群臣情伪，善驾御之，则人材出而为用，不患无将帅。有将帅，则不患民兵不为用矣。”
帝曰：“经远之策，必至什伍其民，费省而兵众，且与募兵相为用矣。”安石对曰：“欲公私财用不匮，为宗社长久计，募兵水法诚当变革。”帝曰：“密院以为必有建中之变。”安石对曰：“陛下躬行德义，忧勤政事，上下不蔽，必无此理。建中所以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