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比来为患益甚，民被诛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滥恶之入，岁以陈积，私藏盗贩，犯者实繁，严刑重诛，情所不忍，是于江湖之间幅员数千里，为陷阱以害吾民也。朕心恻然，念此久矣，间遣使者往就问之，而皆欢然愿弛其禁，岁入之课以时上官。一二近臣，条析其状，朕犹若慊然，又于岁输裁减其数，使得饶阜，以相为生，俾通商利。历世之敝，一旦以除，着为经常，弗复更制，损上益下，以休吾民。尚虑喜于立异之人、缘而为奸之党，妄陈奏议，以惑官司，必置明刑，无或有贷。”
初，所遣官既议弛禁，因以三司岁课均赋茶户，凡为缗钱六十八万有奇，使岁输县官。比输茶时，其出几倍，朝廷难之，为损其半，岁输缗钱三十三万八千有奇，谓之租钱，与诸路本钱悉储以待边籴。自是唯腊茶禁如旧，余茶肆行天下矣。论者犹谓朝廷志于恤人，欲省刑罚，其意良善；然茶户困于输钱，而商贾利薄，贩鬻者少，州县征税日蹙，经费不充，学士刘敞、欧阳修颇论其事。敞疏大要以谓先时百姓之摘山者，受钱于官，而今也顾使之纳钱于官，受纳之间，利害百倍；先时百姓冒法贩茶者被罚耳，今悉均赋于民，赋不时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时大商富贾为国懋迁，而州郡收其税，今大商富贾不行，则税额不登，且乏国用。修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略与敞意同。时朝廷方排众论而行之，敞等虽言，不听也。
治平中，岁入腊茶四十八万九千余斤，散茶二十五万五千余斤，茶户租钱三十二万九千八百五十五缗，又储本钱四十七万四千三百二十一缗，而内外总入茶税钱四十九万八千六百缗，推是可见茶法得失矣。自天圣以来，茶法屡易，嘉佑始行通商，虽议者或以为不便，而更法之意则主于优民。
熙宁四年，神宗与大臣论昔茶法之弊，文彦博、吴充、王安石各论其故，然于茶法未有所变。及王韶建开湟之策，委以经略。七年，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巳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而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乏茶与市。即诏趋趣□巳据见茶计水陆运致，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场余钱，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初，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谷，唯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盖为钱三百，折输绸绢皆一匹；若为钱十，则折输绵一两；为钱二，则折输草一围。役钱亦视其赋。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而税额总三十万。□巳被命经度，又诏得调举官属，乃即属诸州创设官场，岁增息为四十万，而重禁榷之令。其输受之际，往往厌其斤重，侵其价直，法既加急矣。八年，□巳以疾去。
先是，□巳等岁增十万之息，既而运茶积滞，岁课不给，即建画于彭、汉二州岁买布各十万匹，以折脚费，实以布息助茶利，然茶亦未免积滞。都官郎中刘佐复议岁易解盐十万席，顾运回车船加载蜀，而禁商贩，盖恐布亦难敷也。诏既以佐代□巳，未几，盐法复难行，遂罢佐。而宗闵乃议川峡路民茶息收什之三，尽卖于官场，更严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缘身所有物，以待赏给。于是蜀茶尽榷，民始病焉。
十年，知彭州吕陶言：“川峡四路所出茶，比东南十不及一，诸路既许通商，两川却为禁地，亏损治体。如解州有盐池，民间煎者乃是私盐，晋州有矾山，民间炼者乃是私矾，今川蜀茶园，皆百姓己物，与解盐、晋矾不同。又市易司笼制百货，岁出息钱不过十之二，然必以一年为率；今茶场司务重立法，尽榷民茶，随买随卖，取息十之三，或今日买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三千卖之，变转不休，比至岁终，岂止三分？”因奏刘佐、李□巳、蒲宗闵等苟希进用，必欲出息三分，致茶户被害。始诏息止收十之一，佐坐措置乖方罢，以国子博士李稷代之，而陶亦得罪。稷依李□巳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权不限员举劾。
侍御史周尹论蜀中榷茶为民害，罢为提点湖北刑狱。利州路漕臣张宗谔、张升卿议废茶场司，依旧通商，诏付稷，稷方以茶利要功，言宗谔等所陈皆疏谬，罪当无赦。虽会赦，犹皆坐贬秩二等。于是稷建议卖茶官非材，许对易，如阙员，于前资待阙官差；茶场司事，州郡毋得越职听治。又以茶价增减或不一，裁立中价，定岁入课额，及设酬赏以待官吏，而三路三十六场大小使臣并不限员。重园户采造黄花秋叶茶之禁，犯者没官。蒲宗闵亦援稷比，许举劾官吏，以重其权，二人皆务浚利刻急。茶场监官买茶精良及满五千驮以及万驮，第赏有差，而所买粗恶伪滥者，计亏坐赃论。凡茶场州军知州、通判并兼提举，经略使所在，即委通判。又禁南入熙河、秦凤、泾原路，如私贩腊茶法。
自熙宁十年冬推行茶法，元丰元年秋，凡一年，通课利及旧界息税七十六万七千六十余缗。帝谓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迁擢，以劝在位，遂落权发遣，以为都大提举茶场，而用永兴军等路提举常平范纯粹同提举。久之，用稷言徙司秦州，而录李□巳前劳，以子珏试将作监主簿。蒲宗闵更请巴州等处产茶并用榷法。
五年，李稷死永乐城，诏以陆师闵代之。师闵言稷治茶五年，百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