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刘焞言：“鄂、岳、汉阳自绍兴九年所收赋财，十分为率，储一分充上供始，十三年年增二分。鄂州元储一分，钱一万九千五百七十缗，今已增至一十二万九千余缗；岳州五千八百余缗，今增至四万二千一百余缗；汉阳三千七百缗，今增至二万二千三百余缗。民力凋弊，无所从出。”于是以见增钱数立额，已后权免递增。诏夔州路九州百姓科买上供金、银、绢，自淳熙六年为始尽免。十六年，蠲两淮州军合发上供诸窠名钱物，极边全免，次边展免一年。
绍定元年，江、浙诸州军折输上供物帛钱数，除合起轻货，并用钱、会中半；路不通水，愿以银折输者听，两不过三贯三百文。两浙、江东共四百一十三万八千六百一十二贯有奇，并输送左藏西库。
咸淳六年，都省言：“南渡以来，诸路上供数重，自嘉定至嘉熙，起截之数虽减，而州县犹以大数拘催，害及百姓。”有旨：“自咸淳七年为始，银、钱、关、会用咸淳三年起截中数拘催，绸、绢、丝、绵、绫、罗用咸淳二年起截中数拘催。钱、关、会子二千四百九十五万八千七百四十八贯，银一十六万九千六百四十三两，绸四万一千四百三十八匹，绢七十三万七千八百六十匹，丝九万五千三百三十三两，绵一百五万七千九百二十五两，绫五千一百七十九匹，罗七千三百五十五匹，户部遍牒诸路，视今所减定额起催。”
所谓经总制钱者，宣和末，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因以为名。建炎二年，高宗在扬州，四方贡赋不以期至，户部尚书吕颐浩、翰林学士叶梦得等言：“亨伯以东南用兵，尝设经制司，取量添酒钱及增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于细，而积之甚众。及为河北转运使，又行于京东西，一岁得钱近二百万缗，所补不细。今若行于诸路州军，岁入无虑数百万计。边事未宁，苟不出此，缓急必致暴敛。与其敛于仓卒，曷若积于细微。”于是以添酒钱、添卖糟钱、典卖田宅增牙税钱、官员等请给头子钱、楼店务增三分房钱，令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广收充经制钱，以宪臣领之，通判敛之，季终输送。绍兴五年，参政孟庾提领措置财用，请以总制司为名，又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总制钱，而总制钱自此始矣。
财用司言：“诸路州县出纳系省钱所收头子钱，贯收钱二十三文省，内一十文省作经制起发上供，余一十三文充本路郡县并漕司用。今欲令诸路州县杂税出纳钱贯收头子钱上，量增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及州旧合得一十三文省，余尽入经制窠名帐内，起发助军。”江西提举司言：“常平钱物，旧法贯收头子钱五文足。今当依诸色钱例，增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旧法支用，余增到钱与经制司别作窠名输送。”
九年，谏议大夫曾统上疏言：“经制使本户部之职，更置一司，无益于事。如创供给酒库，亦是阴夺省司之利。若谓监司、郡县违法废令，别建此司按之，则又不然。夫朝廷置监司以辖州郡，立省部以辖监司，祖宗制也。税赋失实，当问转运司；常平钱谷失陷，当问提举司。若使经制司能事事检察，则虽户部版曹，亦可废矣。且自置司以来，漕司之移用，宪司之赃罚，监司之妄支，固未尝少革其弊。罢之便。”疏奏，不省。十六年，以诸路岁取经总制钱，本路提刑并检法干办官拘催，岁终通纽以课殿最。二十一年，以守、倅同检察。二十九年，诏专以通判主之。
乾道元年，诏：“诸路州县出纳，贯添收钱一十三文省，充经总制钱，以所增钱别输左藏西库，补助经费。”自是经总制钱每千收五十六文矣。然遇兵凶，亦时有蠲免。三年，复以守、倅共掌之。
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减江东西、福建、淮东、浙西经总制钱一十七万一千缗。绍熙二年，诏平江府合发经总制钱岁减二万缗。嘉定十七年，诏蠲嘉定十五年终以前所亏钱数。端平三年，诏：“诸路州军因灾伤检放苗米，毋收经总制头子、勘合朱墨等钱；自今已放苗米，随苗带纳钱并与除放。”
所谓月桩钱者，始于绍兴之二年。时韩世忠驻军建康，宰相吕颐浩、朱胜非议今江东漕臣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以朝廷上供经制及漕司移用等钱供亿。当时漕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科，既有偏重之弊，上供经制，无额添酒钱并争利钱，赡军酒息钱，常平钱，及诸司封桩不封桩、系省不系省钱，皆是朝廷窠名也。
于是郡县横敛，铢积丝累，江东、西之害尤甚。十七年，诏州郡以宽剩钱充月桩，以宽民力，遂减江东、西之钱二十七万七千缗有奇。
又有所谓板帐钱者，亦军兴后所创也。如输米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赇而课其入，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与消除而抑纳，他如此类，不可遍举。州县之吏固知其非法，然以版帐钱额太重，虽欲不横取于民，不可得已。
凡货财不领于有司者，则有内藏库，盖天子之别藏也。县官有巨费，左藏之积不足给，则发内藏佐之。宋初，诸州贡赋皆输左藏库，及取荆湖，定巴蜀，平岭南、江南，诸国珍宝、金帛尽入内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