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

如故。尝觉汉史恤民之诏，多减明年田租。今宜仿汉故事，如遇朝廷行大惠，则以今年下诏，明年减租，示民先知减数，则吏难为欺，民拜实赐矣。”从之。

    淳佑八年，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鲁奏：“本朝仁政有余，而王制未备。今之两税，本大历之弊法也。常赋之入尚为病，况预借乎？预借一岁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预借三岁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窃闻今之州县，有借淳佑十四年者矣。以百亩之家计之，罄其永业，岂足支数年之借乎？操纵出于权宜，官吏得以簸弄，上下为奸，公私俱困。臣愚谓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焉：宜采夏侯太初并省州郡之议，俾县令得以直达于朝廷；用宋元嘉六年为断之法，俾县令得以究心于抚字；法艺祖出朝绅为令之典，以重其权；遵光武擢卓茂为三公之意，以激其气。然后为之正其经界，明其版籍，约其妄费，裁其横敛，则预借可革，民瘼有瘳矣。”

    咸淳十年，侍御史陈坚、殿中侍御史陈过等奏：“今东南之民力竭矣，西北之边患棘矣，诸葛亮所谓危急存亡之时也。而邸第戚畹、御前寺观，田连阡陌，亡虑数千万计，皆巧立名色，尽蠲二税。州县乏兴，鞭挞黎庶，鬻妻买子，而钟鸣鼎食之家，苍头庐儿，浆酒藿肉；琳宫梵宇之流，安居暇食，优游死生。安平无事之时尤且不可，而况艰难多事之际乎？今欲宽边患，当纾民力；欲纾民力，当纾州县，则邸第、寺观之常赋，不可姑息而不加厘正也。望与二三大臣亟议行之。”诏可。

    建炎二年，初复钞旁定帖钱，命诸路提刑司掌之。绍兴二年，诏伪造券旁者并依军法。五年三月，诏诸州勘合钱贯收十文足。勘合钱，即所谓钞旁定帖钱也。初令诸州通判印卖田宅契纸，自今民间争田，执白契者勿用。十有一月，以调度不足，诏诸路州县出卖户帖，令民具田宅之数而输其直。既而以苛扰稽缓，乃立价：凡坊郭乡村出等户皆三十千，乡村五等、坊郭九等户皆一千，凡六等，惟闽、广下户差减；期三月足输送行在，旱伤及四分以上者听旨。

    三十一年，先是，诸州人户典卖田宅契税钱所收窠名，七分隶经、总制，三分属系省。至是，总领四川财赋王之望言，请从本所措置拘收，以供军用，诏从之。凡嫁资、遗嘱及民间葬地，皆令投契纳税，一岁中得钱四百六十七万余引，而极边所捐八郡及卢、夔等未输者十九郡不与焉。乾道五年，户部尚书曾怀言：“四川立限拘钱数百万缗，婺州亦得钱三十余万缗，他路恬不加意。”诏：“百姓白契，期三月自陈，再期百日输税，通判拘入总制帐。输送及十一万缗者，知、通推赏；违期不首，及输钱违期者，许人告，论如律。”淳熙六年，敕令所进《重修淳熙法》，有收舟、驴、驼、马契书之税，帝命删之，曰：“恐后世有算及舟车之言。”

    建炎三年，张浚节制川、陕，承制以同主管川、秦茶马赵开为随军转运使，总领四川财赋。自蜀有西师，益、利诸司已用便宜截三路上供钱。川峡布绢之给陕西、河东、京西者。

    四年秋，遂尽起元丰以来诸路常平司坊场钱，元丰以来封桩者。

    次科激赏绢，是年初科三十三万匹，俟边事宁即罢。绍兴十六年，减利、夔三万匹，惟东、西川三十万匹至今不减。

    次奇零绢估钱，即上三路纲也，岁三十万匹。西川匹理十一引，东川十引。自绍兴二十五年至庆元初，两川并减至六引。

    次布估钱，成都崇庆府、彭汉邛州、永康六郡，自天圣间，官以三百钱市布一匹，民甚便之，后不复予钱。至是，宣抚司又令民匹输估钱三引，岁七十余万匹，为钱二百余万引。庆元初，累减至一百三十余万引。

    次常平司积年本息，此熙、丰以来所谓青苗钱者。建炎元年，遣驾部员外郎喻汝砺括得八百余万缗，至是，取以赡军矣。

    次对籴米，谓如户当输税百石，则又科籴百石，故谓之对籴。及他名色钱。如酒、盐等。

    大抵于先朝常赋外，岁增钱二千六十八万缗，而茶不预焉。自是军储稍充，而蜀民始困矣。

    绍兴五年，浚召拜尚书右仆射，以席益为四川安抚制置大使，赵开为四川都转运使。益颇侵用军期钱，开诉于朝，又数增钱引，而军计犹不给。六年，以龙图阁直学士李迨代开为都转运使。都官员外郎冯康国言：“四川地狭民贫，祖宗时，正税重者折科稍轻，正税轻者折科稍重，二者平准，所以无偏重偏轻之患。百有余年，民甚安之。近年，漕、总二司辄更旧法，反复纽折，取数务多，致民弃业逃移。望并罢之，一遵旧制。”诏如所请，令宪臣察其不如法者。

    七年三月，迨以赡军钱粮令四路漕臣分认，而榷茶钱不用，蜀人不以为是。九月，浚罢，赵鼎为尚书左仆射。十有一月，以直秘阁张深主管四川茶马，迨请祠。八年二月，命深及宣抚司参议官陈远猷并兼四川转运副使。席益以忧去，枢密直学士胡世将代之。十月，鼎罢，秦桧独相。九年，和议成。签书枢密院事楼照宣谕陕西还，以金四千两、银二十万两输激赏库，皆取诸蜀者。会吴玠卒，以世将为宣抚副使，以吏部尚书张焘知成都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