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时灾沴者，即须上闻，违者重置其罪。先是，民诉水旱者，夏以四月，秋以七月，荆湖、淮南、江浙、川峡、广南水田不得过期，过期者吏勿受；令、佐受诉，即分行检视，白州遣官覆检，三司定分数蠲税；亦有朝旨特增免数及应输者许其倚格，京畿则特遣官覆检。太祖时，亦或遣官往外州检视，不为常制；伤甚，有免覆检者。至是，又以覆检烦扰，止遣官就田所阅视，即定蠲数。时久罢畋游，令开封府谕民，京城四面禁围草城，许其耕牧。三年，诏民有孝弟力田、储蓄岁计者，长吏倍存恤之。
初，朝议置劝农之名，然无职局。四年，始诏诸路提点刑狱朝臣为劝农使、使臣为副使，所至，取民籍视其差等，不如式者惩革之；劝恤农民，以时耕垦，招集逃散，检括陷税，凡农田事悉领焉。置局案，铸印给之。凡奏举亲民之官，悉令条析劝农之绩，以为殿最黜陟。
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仁宗继之，益务约己爱人。即位之初，下诏曰：“今宿麦既登，秋种向茂，其令州县谕民，务谨盖藏，无或妄费。”上书者言赋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诏限田：公卿以下毋过三十顷，牙前将吏应复役者毋过十五顷，止一州之内，过是者论如违制律，以田赏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牵于阴阳之说，至不敢举事。又听数外置墓田五顷。而任事者终以限田不便，未几即废。
时又禁近臣置别业京师及寺观毋得市田。初，真宗崩，内遣中人持金赐玉泉山僧寺市田，言为先帝植福，后毋以为例。繇是寺观稍益市田。明道二年，殿中侍御史段少连言：“顷岁中人至涟水军，称诏市民田给僧寺，非旧制。”诏还民田，收其直入官。后承平浸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
帝敦本务农，屡诏劝劭，观稼于郊，岁一再出；又躬耕籍田，以先天下。景佑初，患百姓多去农为兵，诏大臣条上兵农得失，议更其法。遣尚书职方员外郎沈厚载出怀、卫、磁、相、邢、洺、镇、赵等州，教民种水田。京东转运司亦言：“济、兖间多闲田，而青州兵马都监郝仁禹知田事，请命规度水利，募民耕垦。”从之。是秋，诏曰：“仍岁饥歉，民多失职。今秋稼甫登，方事敛获，州县毋或追扰，以妨农时。刑狱须证逮者速决之。”
帝每以水旱为忧，宝元初，诏诸州旬上雨雪，着为令。庆历三年，诏民犯法可矜者别为赎令，乡民以谷麦，市人以钱帛。谓民重谷帛，免刑罚，则农桑自劝，然卒不果行。参知政事范仲淹言：“古者三公兼六卿之职，唐命相判尚书六曹，或兼诸道盐铁、转运使。请于职事中择其要者，以辅臣兼领。”于是以贾昌朝领农田，未及施为而仲淹罢，事遂止。皇佑中，于苑中作宝岐殿，每岁召辅臣观刈谷麦，自是罕复出郊矣。
帝闻天下废田尚多，民罕土著，或弃田流徙为闲民。天圣初，诏民流积十年者，其田听人耕，三年而后收，减旧额之半；后又诏流民能自复者，赋亦如之。既而又与流民限，百日复业，蠲赋役，五年减旧赋十之八；期尽不至，听他人得耕。至是，每下赦令，辄以招辑流亡、募人耕垦为言。民被灾而流者，又复其蠲复，缓其期招之。诏诸州长吏、令、佐能劝民修陂池、沟洫之久废者，及垦辟荒田、增税二十万已上，议赏；监司能督责部吏经画，赏亦如之。
久之，天下生齿益蕃，辟田益广。独京西唐、邓间尚多旷土，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请徙户实之，或议置屯田，或欲遂废唐州为县。嘉佑中，唐守赵尚宽言土旷可辟，民希可招，而州不可废。得汉邵信臣故陂渠遗迹而修复之，假牛犁、种食以诱耕者，劝课劳来。岁余，流民自归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十余户；引水溉田几数万顷，变硗瘠为膏腴。监司上其状，三司使包拯亦以为言，遂留再任。治平中，岁满当去。英宗嘉其勤，且倚以兴辑，特进一官，赐钱二十万，复留再任。时患守令数易，诏察其有实课者增秩再任，而尚宽应诏为天下倡。后太守高赋继之，亦以能劝课被奖，留再任。
天下垦田：景德中，丁谓着《会计录》云，总得一百八十六万余顷。以是岁七百二十二万余户计之，是四户耕田一顷，繇是而知天下隐田多矣。又川峡、广南之田，顷亩不备，第以五赋约之。至天圣中，国史则云：开宝末，垦田二百九十五万二千三百二十顷六十亩；至道二年，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五十一顷二十五亩；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八十四顷三十二亩。而开宝之数乃倍于景德，则谓之所录，固未得其实。皇佑、治平，三司皆有《会计录》，而皇佑中垦田二百二十八万余顷，治平中四百四十万余顷，其间相去不及二十年，而垦田之数增倍。以治平数视天禧则犹不及，而叙《治平录》者以谓此特计其赋租以知顷亩之数，而赋租所不如者十居其七。率而计之，则天下垦田无虑三千余万顷。是时，累朝相承，重于扰民，未尝穷按，故莫得其实，而废田见于籍者犹四十八万顷。
治平四年，诏曰：“岁比不登，今春时雨，农民桑蚕、谷麦，众作勤劳，一岁之功，并在此时。其委安抚、转运司敕戒州县吏，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