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旧印。六年，旧制贡院专掌贡举，其印曰“礼部贡举院之印”，以废贡院，事归礼部，别铸“礼部贡举之印”。是岁十二月，诏自今臣僚所授印，亡殁并赐随葬，不即随葬因而行用者，论如律。
中兴仍旧制，惟三省、枢密院用银印，六部以下用铜印，诸路监司、州县亦如之。寺监惟长贰给焉，属则从其长。若仓库关涉财用，司存，或给之。监司、州县长官曰印，僚属曰记。又下无记者，止令本道给以木朱记，文大方寸。或衔命出境者，以奉使印给之，复命则纳于有司。后以朝命出州县者，亦如之。新进士置团司，亦假奉使印，结局还之。此常制也。
南渡之后，有司印记多亡失，彼遗此得，各自收用。尚方重铸给之，加“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别新旧，然欺伪犹未能革。乾道二年，礼部请郡县假借印记者，悉毁而更铸。四年，兵部侍郎陈弥作言：“六部印藏于官，以牌出入，而胥史用于户外，或借用于他厅。近有伪为文符、盗印以支钱粮者，有伪作奏钞、盗拆御宝而改秩者，皆慢藏有以诲之。”诏三省申严戒敕。绍熙元年，礼部侍郎李巘言：“文书有印，以示信防奸，给毁悉经省部，具有条制。然州县沿循，或以县佐而用东南将印，以掾曹而用司寇旧章，名既不正，弊亦难防。请令有司制州县官合用印记，旧印非所当用者，毁之。”
绍兴十四年，臣僚又言：“印信事重，凡有官司印记，年深篆文不明，合改铸者，非进呈取旨，不得改铸焉。”时更铸者，成都府钱引，每界以铜朱记给之。行在都茶场会子库，每界给印二十五：国用印三钮，各以“三省户房国用司会子印”为文；检察印五钮，各以“提领会子库检察印”为文；库印五钮，各以“会子库印造会子印”为文；合同印十二钮，内一贯文二钮，各以“会子库一贯文合同印”为文；五百文、二百文准此。
蕃国效顺者，给以铜印。安南国王李天祚乞印，以“安南国王之印”六字为文，方二寸，给牌，皆以铜铸，金涂。西蕃陇右郡王赵怀恩乞印，以“陇右郡王之印”为文给之。宜州界外诸蛮乞印，以“宜州管下羁縻某州之印”为文，凡六十颗给之。其后文武百司节次所铸，不备载。
朱记，同旧制。绍兴二年，始铸亲贤宅、益王府铜朱记。二十七年，改铸建康户部大军库记。三十年，铸马军司统制、统领官朱记。三十二年，铸邓、恭、庆王直讲、赞读朱记。隆兴元年，铸都督府佥厅记，又铸寄桩库记。二年，铸户部大军库勘合库子记二钮，湖广总领所覆印会子记二钮。乾道二年，铸成都钱引务朱记。淳熙十六年，铸建康榷货务中门大门之记。凡内外官有请于朝，则铸给焉。用木者，易之以铜。
符券。唐有银牌，发驿遣使，则门下省给之。其制，阔一寸半，长五寸，面刻隶字曰“敕走马银牌”，凡五字。首为窍，贯以韦带。其后罢之。宋初，令枢密院给券，谓之“头子”。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李飞雄诈乘驿谋乱，伏诛。诏罢枢密院券，乘驿者复制银牌，阔二寸半，长六寸。易以八分书，上钑二飞凤，下钑二麒麟，两边年月，贯以红丝绦。端拱中，以使臣护边兵多遗失，又罢银牌，复给枢密院券。
仁宗康定元年五月，翰林学士承旨丁度、翰林学士王尧臣、知制诰叶清臣等请制军中传信牌及兵符事，诏令两制与端明殿学士李淑详定，奏闻：
军中符信，切要杜绝奸诈，深合机宜。今请下有司造铜兵符，给诸路总管主将，每发兵三百人或全指挥以上即用。又别造传信朱漆木牌，给应军中往来之处，每传达号令、关报会合及发兵三百人以下即用。又检到符彦卿《军律》有字验，亦乞令于移牒、传信牌上，两处参验使用。
一、铜兵符：汉制，铜铸，上刻虎形。今闻皇城司见有木鱼契，乞令有司用木契形状，精巧铸造。陕西五路，每路依汉制各给一至二十，计二十面，更换给用，仍以公牒为照验。
二、传信木牌：先朝旧制，合用坚木朱漆为之，长六寸，阔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字云某路传信牌。却置池槽，牙缝相合。又凿二窍，置笔墨，上帖纸，书所传达事。用印印号上，以皮系往来军吏之项。临阵传言，应有取索，并以此牌为信，写其上。如已晓会施行讫，复书牌上遣回。今乞下有司造牌，每路各给一面为样，余令本司依此制造，分给诸处，更换使用。城砦分屯军马，事须往来关会之处，亦如数给与。
三、字验：凡军行计会，不免文牒，或主司遗失惧罪，单使被擒，军中所谋，自然泄露。故每分屯军马之时，与主将密定字号，各掌一通，不令左右人知其义理。但于寻常公状文移内，以此字私为契约，有所施行，依此参验。不得字有重叠，及用凶恶嫌疑之语。每用文牒之上，别行写此字验，讫，印其上发往。如所请报，到，许，即依号却写印遣回；如不许，即空之。此惟主将自知，他人皆不得测。符彦卿元用四十条，以四十字为号；今检得只有三十七条，内亦有不急之事，今减作二十八字。所贵军中戎旅之人，事简易记。
诏并从之。嘉佑四年，三司使张方平编驿券则例，凡七十四条，赐名《嘉佑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