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
昨议者度京东故道功科，但云铜城已上乃特高尔，其东比铜城以上则稍低，比商胡已上则实高也。若云铜城以东地势斗下，则当日水流宜决铜城已上，何缘而顿淤横陇之口，亦何缘而大决也？然则两河故道，既皆不可为，则河北水患何为而可去？臣闻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则较其利害之轻重，择其害少者而为之，犹愈害多而利少，何况有害而无利，此三者可较而择也。
又商胡初决之时，欲议修塞，计用梢芟一千八百万，科配六路一百余州军。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则必用往年之物数。至于开凿故道，张奎所计工费甚大，其后李参减损，犹用三十万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开三尺之方，倍为六尺，且阔厚三尺而长六尺，自一倍之功，在于人力，已为劳苦。云六尺之方，以开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岂人力之所胜？是则前功既大而难兴，后功虽小而不实。
大抵塞商胡、开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国劳人，所举如此，而欲开难复屡决已验之故道，使其虚费，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复，此所谓有害而无利者也。就使幸而暂塞，以纾目前之患，而终于上流必决，如龙门、横陇之比，此所谓利少而害多也。
若六塔者，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则可无决溢散漫之虞。
今河所历数州之地，诚为患矣；堤防岁用之夫，诚为劳矣。与其虚费天下之财，虚举大众之役，而不能成功，终不免为数州之患，劳岁用之夫，则此所谓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择也。
大约今河之势，负三决之虞：复故道，上流必决；开六塔，上流亦决；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则上流亦决。臣请选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涩，则终虞上决，为患无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验者较之耳。愿下臣议，裁取其当焉。
预议官翰林学士承旨孙抃等言：开故道，诚久利，然功大难成；六塔下流，可导而东去，以纾恩、冀金堤之患。
十二月，中书上奏曰：“自商胡决，为大名、恩冀患。先议开铜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难卒就，缓之，而忧金堤泛溢不能捍也。愿备工费，因六塔水势入横陇，宜令河北、京东预完堤埽，上河水所居民田数。”诏下中书奏，以知澶州事李璋为总管，转运使周沆权同知潭州，内侍都知邓保吉为钤辖，殿中丞李仲昌提举河渠，内殿承制张怀恩为都监。而保吉不行，以内侍押班王从善代之。以龙图阁直学士施昌言总领其事，提点开封府界县镇事蔡挺、勾当河渠事杨纬同修河决。修又奏请罢六塔之役，时宰相富弼尤主昌议，疏奏亦不省。
嘉佑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蒿不可胜计。命三司盐铁判官沈立往行视，而修河官皆谪。宦者刘恢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数千万人，穿土干禁忌；且河口乃赵征村，于国姓、御名有嫌，而大兴臿斫，非便。”诏御史吴中复、内侍邓守恭置狱于澶。劾仲昌等违诏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进约，以致决溃。怀恩、仲昌仍坐取河材为器，怀恩流潭州，仲昌流英州，施昌言、李璋以下再谪，蔡挺夺官勒停。仲昌，垂子也。由是议者久不复论河事。
五年，河流派别于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广二百尺。自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七月，都转运使韩贽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经，即《沟洫志》所谓‘平原、金堤，开通大河，入笃马河，至海五百余里’者也。自春以丁壮三千浚之，可一月而毕。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为利可必。商胡决河自魏至于恩冀、乾宁入于海，今二股河自魏、恩东至于德、沧入于海，分而为二，则上流不壅，可以无决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图》。七年七月戊辰，河决大名第五埽。
英宗治平元年，始命都水监浚二股、五股河，以纾恩、冀之患。初，都水监言：“商胡堙塞，冀州界河浅，房家、武邑二埽由此溃，虑一旦大决，则甚于商胡之患。”乃遣判都水监张巩、户部副使张焘等行视，遂兴工役，卒塞之。
神宗熙宁元年六月，河溢恩州乌栏堤，又决冀州枣强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乐寿埽。帝忧之，顾问近臣司马光等。都水监丞李立之请于恩、冀、深、瀛等州，创生堤三百六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