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以后，如果司马昭不问“何乃似郤正语邪”这句话，又该怎么办？这就说明，刘禅要么有胆，敢赌这一把；要么有智，算准了司马昭会问。无论何种情况，都证明刘禅不是草包。
其实，对于刘禅的智力，诸葛亮是有过评价的。据《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刘备临终前曾有遗诏给刘禅，说丞相感叹你“智量甚大”，进步也快（增修过于所望）。果真如此，朕也就放心了。诸葛亮不会拍马屁，刘备也不是护短的人，此说应该可靠。或许有人说，这是诸葛亮安慰刘备，属于“善意的谎言”。这当然也有可能。但再夸张，也不至于“智量甚大”。也就是说，刘禅顶多是平庸，不是弱智。
事实上刘禅并非弱智之人。尹韵公先生的《刘禅与诸葛亮》一文，就曾用两件事说明这一点。第一件事，是诸葛亮去世以后，刘禅就不再任命丞相，以免自己再次大权旁落。刘禅的做法也十分精彩。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刘禅任命蒋琬为尚书令，接替诸葛亮“总统国事”。建兴十三年（公元235年）四月，任命蒋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恢复了汉武帝以后的制度。延熙二年（公元239年），任命蒋琬为大司马。延熙六年（公元243年），任命尚书令费祎为大将军，也录尚书事。大司马蒋琬主管行政，兼管军事。大将军费祎主管军事，兼管行政。两大权臣权力交叉，相互制衡，各有侧重。这样一种高明的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岂是弱智的人想得出的？而且，据《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蒋琬去世后，刘禅干脆“自摄国事”。如此这般不动声色地从辅臣手中夺回君权，又岂是弱智的人干得了的？
第二件事是：延熙元年（公元238年）六月，司马懿军至辽东，征讨公孙渊。这在蜀人看来，无疑又是一次北伐的好机会。然而刘禅给蒋琬的指令，却很沉着冷静。据《三国志·蒋琬传》，刘禅说：辽东三郡发生的反曹事件，就是当年陈胜、吴广的起义呀！看来上天是要灭亡曹魏了。请爱卿整治行装，奖率三军，进驻汉中。等到吴国的军队也开始行动（须吴举动），东西两方相互呼应（东西掎角），魏国内部又出现问题时，就可以发动进攻了（以乘其衅）。好一个“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其实就是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动，以免重蹈前人劳而无功的覆辙。弱智吗？否！
由此可见，刘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差。他之所以显得很差，是因为他的父辈（刘备、诸葛亮）和对手（孙权、司马懿）太强，自己又是一个亡国之君。如果是一统天下的承平时代，他当个“守成之君”还是可以对付的。
于是我们必须继续追问：诸葛亮为什么要大权独揽，不肯还政于君？
有一种说法是刘禅没有执政经验。比如《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就说诸葛亮“以禅未闲于政，遂总内外”。闲通娴。所谓“未闲”，也就是不熟习。刘禅没当过皇帝，当然是不熟习政务的。那么，如果“闲”了呢？再说了，你不让他实习、实践，他怎么“闲”得了？所以此说不通，或只能勉强做出解释。
我猜测，诸葛亮这样做，可能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风追汉初，虚君实相”。我在《帝国的惆怅》一书中讲过，西汉初年中央机构的设置，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要算是最好的。其最为合理之处，就是区分了“宫廷”与“朝廷”，或“皇权”与“相权”。皇帝是国家元首，主要起象征国家统一的作用；宰相是政府首脑，带领官员实际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打个比方说，皇帝好比是董事长，宰相好比是总经理。皇帝授权而不负责，宰相负责而无主权，一旦国家有事，皇帝就能够以授权人的名义责问宰相和政府，宰相和政府也不能不承担政治责任。这样，宰相领导的政府就有可能成为“责任内阁”或“问责政府”。诸葛亮主政期间的蜀汉就是这样。《出师表》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这就是既有“授权”又有“问责”了，是最好的。反过来，皇帝亲政并不好。皇帝自己授权，又自己行政，则一旦国家有事，也就无人负责，无责可问，是不好的。所以必须“虚君实相”，即刘禅所谓“政由葛氏，祭则寡人”。可惜，诸葛亮一去世，就人亡政息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第二是“任重道远，不敢放手”。《出师表》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这是实话。诸葛亮是一个极其负责任的人。他总怕事情做不好，也总是不放心别人。宁肯自己累，也不肯放手。也许，在他眼里，刘禅还是孩子，怎么能把国家交给他？
第三是“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出师表》说：“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也是实话。事实上，诸葛亮全面接管蜀政时，蜀国的情况并不容乐观。北有曹魏，东有孙吴，蜀汉政权内部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矛盾重重。而且，正是这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使诸葛亮面临巨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