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说捉住了赤口才放。三年后，赤日来探消息，走入一庵寺，被义愤的老尼姑杀死。因为韩氏在此当尼姑，认出了赤口，邹光解配中逃到庵寺，知韩氏等人杀了人。县衙将有关人员全扣押，县官判赤口罪无可赦，老尼义侠可宥，韩氏与林松重归于好。
第八段故事：沛县有三个寡妇：索氏、余氏和丁氏，都极美艳。一日，有个俊生华春经过，被她们的娇美所动，索氏企图勾引他来。次日，让他进门，与她砸舌抚摸。华春还想着另两个。索娘与他云雨后，又设法将余氏和丁氏都引到房中，与华春轮流寻欢作乐。他们的行径被索氏小儿看见，他以为老虎咬人，便告诉了婆婆。婆婆将她们另嫁出去。索氏后成了娼，余氏被丈夫弄死，丁氏嫁个赌棍，华春为流贼所杀。
《八段锦》的写作用意是无须读者和评论者概括的，因为原作目录中每段则有三字题旨，各段有七字双句的回目名称，每段故事前都有作者意义鲜明的诗词及解释、入语及评议，各段故事的结尾又有作者简练的点题警语，这就非常全面地将作品的故事表层意义和人物经历的深层教训告诉了读者。例如第一段故事，题旨：“惩贪色”，回目名称是：“好才郎贪色破钞，犯色戒鬼磨悔心。”开场诗曰：“恃宠娇多不自由，骊山举大戏诸侯。只知一笑倾人国，不觉胡尘满玉楼。”接下去的诗词解释和入话结合在一起，讲了著名的烽火台，点火博褒姒一笑、陈灵公私通夏姬、隋炀帝宠萧妃、唐明皇宠杨贵妃等因贪色政乱的故事。再以“你道这几个官家，都只为爱色以致丧身亡国，如今愚民小子便当把色欲警戒才是。你说戒那色欲则甚，我今说一个……”一段话作承上做下之用，引出所讲的故事。结尾则以这样一句话告终：“看官们牢记此段以诫子弟，勿谓野史无益于人，不必寓目也。”几乎每篇都是如上格式（只是入话中有偏重小故事，或偏重于议论、结尾语文字有多有少之区别）。这种形式是中国话本体小说特有的，它似乎面对听众（读者），如教师上课一般，有耳提面命的味道。这些内容，自然又起着中国文艺一贯倡导的“文以载道”、“文人之笔，劝善惩恶”、“务有补于世”等等的作用。
当然，这种较为生硬的说教式语句，随着社会和文艺的进步与发展，逐步地退出了在作品中的直接地位，小说愈来愈注意将具与故事情节本身融合在一起，其致于根本不出现，而只是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面，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因为小说毕竟是以形象生动地叙述故事、描写环境和刻画人物为主，抽象的、观念性的主旨和意义应深蕴其间。拿这一标准来衡量和比较八段故事，就可以看出一些优劣高下之分。八段故事，因而可分为四种类型与品位。
第一种类型：基本是生拉硬拽、不合情理与无稽之谈的故事。这可从第四段与第八段故事为例。第四段“何瞎子听淫捉汉，火里焰远奔完情。”故事有意最后点出：“……粪箕对着支笤帚，再无话可说，况何瞎子是个瞽目之人，只该也寻个残疾的做对，这如花似玉的妻子，怎不做出事来，如何管得到底？”何瞎子抓住了正在行奸的乌云，四周邻居却纷纷劝他不要声张此事，讲的多条道理，归根结底，还是认为他与羞月不般配。其实这并无甚道理，不说是歧残疾人吧，起码与封建贞节观念、世俗人情不符。再则是情节设计的不全情理，乌云与羞月当着何的面寻欢，虽然是盲人看不见，但盲人的听觉远高于普通人。近在咫尺的交合，除后面讲的以洗衣声掩盖交合声还有可能外，前面说的单纯欢幸，就绝对说不过去。实际上何已听到，羞月以什么猫嚼老鼠、磨豆腐等声音作掩饰，只是一种哄小孩的方式，已成为丈夫而又极灵敏的何瞎子，怎么可能被哄得过去呢？第八段故事写三位年青寡妇与一俊男子轮流淫乱。结尾说：“一个个都惩报，此乃天道恶淫，亦人所自取。”淫乱固然可憎可恶，但作品设计的三个寡妇和那个华春的不佳结局，偶然性太大。再嫁后怎么都会碰到恶运？这与一开始说的她们三个的丈夫“相继而亡”一样，人为编造的痕迹很深。其实，作品按着上面那段话后的警语倒较合现实和情理：“但有寡妇者，亦不可不知寡妇不容易做，惟云我等人家，岂有再嫁之妇，勉强留守，至于秽张丑着，悔不早嫁，岂不晚乎？”
第二种类型：是神魔虚击穿插于现实故事之中。第一段和第三段故事，即是此种类型。先看第三段故事－－戒赌。因赌博而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这是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的事实。作品以此为内容与戒赌也未尝不可，但如第三段那般写法，手法确属不高。一是扯开讲赌者妻子的遭遇，原也可以此作侧面，写赌博的危害。但小说中却在她欲自尽时，写了一位老人（土地神）给了她钱和米，又将大火隔开，让其烧到兄嫂家去，烧死了嫂嫂。这实在太虚乎，脱离了原先的现实情景和表现意图，引入了天人感应的旧套中去了。二是妻子与丈夫同在扬州，丈夫又投入一场大赌博。赌注特大：一头是当铺；一头是老婆。幸好赢了。倘若输了怎么办？赢了就戒赌，输了就不戒赌？后面讲的他俩从此有了钱报了恩，这不是反而说赌博的瑚幡吗？裴胜大赌时，妻没劝（可能没在），事后才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