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门廊下，属于自己的那小块角落里躺下。我的腿让我躺得很吃力。今天晚上也会睡得很吃力，但我决定让自己睡着。
阿译在照料他的花树，或者说他不打算让自己睡着。
我一直在看着那条肿得只能斜岔开的左腿，这里晚上的空气潮湿之极，不是下雨却几乎可以清晰看见空气中飘浮的水分子，我看着门廊外飘落的水汽。我一直抓着那个小小的药瓶，瓶子里装得并不满，细碎地在响。我有一条溃烂的腿，像阿译的树一样，它跟别人并不相干。我还有二十粒的磺胺，都在这儿了，弃学从军四年来我得到的全部东西。
在这个清晨的雨雾中，我站得离巷口很远，与其说我很闲散不如说我更像一个窥视者，今天进进出出收容站的人们有些不同于往常，他们多少试图把军装穿得像件军装，而门口的哨兵也居然像个哨兵，他们以前都是把屁股落座在沙袋工事上的。
我一直等到我等的人出来，那是郝兽医，他拖着一辆车，车把上的挽带拖在他的肩上，车上有两具草席掩映下的尸体，老头子要将死人拖上收容站后边的小山上埋葬，他做这件事做得很吃力，但不会有人帮他，大多数人都饿没了体力。
我在郝兽医已经离开巷口一段后慢慢跟了上去，然后接过了他的半副挽带。老头儿用一种并不惊讶的表情接受了我的帮助，在我们慢慢蹭向埋死人的小山时他不发一言。
“一晚上就死俩。那你要送终的就七个了？”
郝兽医对我的计算提出纠正，“早上又来了个疟疾。八个。”
我们不再说话，走向他们的坟墓。
我们并没有力气爬上收容站后并不高的山顶，也没有力气为死人刨太深的坑，实际上当刨好一个坑时我们只有乞求不要有此地常有的暴雨，它很可能把我们辛苦埋下的尸骸曝光于泥石之中。
刨好两个并排的坑后，郝兽医不得不稍事休息，他开始把他带上来的两块木牌子削出可插入地下的尖端。“贵州省武陵县，二等兵冯义”、“热河省赤峰县，上等兵张保昌”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使用过的名字和身份。半山腰上有很多这样的牌子，褪色的墨迹说明了郝兽医为死人归宿所做的努力多半将会是徒劳。我没去加入他，而是用工具加固因昨夜雨水而总是塌陷的土层。
郝兽医完成了他手上的工作后便开始看着我。我拖着一条腿，但是干得很专心，好像这山上就我一人。
老头儿直愣愣地看着我，“你要干啥？”
我看着他，干净而无辜地看回去，“干啥？”
“死人的事你从来都不管的。昨天整那一锅子是见了点儿油，可也不至于让你有心来为死人抡锹把子。”
我做作地叹一口气却叹成了真诚，因为我本来就很想叹气，“聊尽人事而已。”
郝兽医揶揄我，“咋就突然想起人事这出来了呢？”
我看了看他，老头儿不傻，其实老头儿很精，否则他在我们中间会混成另一个阿译——我得小心。我用锹整着土，我不看他，放松是一种技巧。我看着土，说：“不想再这么活着了。我烂的是腿，不能整个人都烂掉。”
我不用抬头也能想得到老头子的表情，忠厚中忽现一丝狡黠，似乎感动，其实是惋惜，“烦啦，我活到五十六了。”
我擅长装傻扮痴，“再活三十二年，我也五十六了。”
老头子不打算跟着我一起装傻，“不管兽医还是人医吧，我是医生呢。烦啦，我跟你说，医生眼里吧，普天下人都是病人。你有病，想我帮你治，你就得说实话。病人怎么能跟医生耍鬼呢？那就是病人并不想好。”
我并不想说，我去停在土道上的车边，我拖他们其中一个的尸体，郝兽医过来帮我，我们让那具尸体进了土坑。郝兽医累得在坑边坐了下来，我也累，但我没坐在老头儿身边，坐在老头身边儿是个考验。
“张保昌，热河赤峰来的，很远呢，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一准儿不想埋在这，这太湿了，也没羊。我是西安人，在西安生到四十六岁，想儿子才搬来中原地方。可我想能埋在西安郊外。你呢，烦啦？”
我开始往张保昌身上盖土，这至少可以缭乱老头的思维，“我还没想死呢。”
郝兽医爬开，避开我抛的土，“二十四的人是不好想这个。想什么吧？直说。”
“想上进。”
“谁头三周就给父母乡亲写了遗书寄回去呢？明明就在收容站里耗太阳耗月亮，倒跟爹妈说大战在即，铁定成仁。这么个上进。”老头子在乐，他在惹我，并且他成功了，我再无法装得阳光，我带一张阴郁的脸，愤愤往张保昌身上抛洒湿土。
写遗书，是全军尽墨后我在愤世嫉俗中干的傻事，一封千秋英烈杀身成仁的遗书甩回去，省得再听到来自父母、来自未婚妻文黛、来自校友们的勉励和鞭策。被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痛地称为国之脊梁，我宁可做足死人。
我阴郁甚至是暴戾地说：“就想他妈上进。”
郝兽医毫不客气地赏我一句军骂，“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