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改革工作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封建王朝统治危机的变革。他有句名言:“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这个“刚过”，充分表现出他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势推向全国，因此也留下“时政苛猛”的诃难，是耶?非耶?都已成为既往。历史关注的是他以什么样的决策，使封建王朝转危为安，力挽狂澜于既倒!十年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从四个方面强国富民取得显著成效。
封建社会的政治改革，大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无法施行。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这一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强调的是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使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的主张。把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这与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官僚相比，是明显的胆略过人，才高一筹的。
不法权贵横行一方，由来已久，恶势力盘根错结，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的严峻考验。还在他主政前夕，即面临他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改革刚刚启动，又碰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冯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法，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张居正能当上首辅大臣主要得自他的支持。然而，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当机立断，把高的侄子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宝严格家教，伸张了法纪。他还依法惩治了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告:“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是他最成功的一举。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可以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痛加裁革，扫除多年积弊，使人民得到实惠，这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