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后院炼钢”成为一时风尚。当各种事业缺乏资本的时候，毛认为，鼓
足干劲，筋肉上的额外付出能创造资本。当经济内服务性质的事业用到尽头时，他
认为即地生产可以省除必要的交通，并规避科技之需要。这样一来他创造了一种新
的原始经济，凡他力所能及，所有因素都超过限度做到极端。他力之不及，则虽必
需却令其付诸阙如。自此，这些原始的细胞之间产生了各种不平衡，即使各自有成
也无法利用。这和现代经济原则相违。后者抓住各地区和各因素间之不平衡，将一
种互为协定的办法使一切整体化，而在更大的地区及更高的层次取得平衡。大跃进
的灾害已经传遍。可是在这错误的后面仍有一种不同的人生哲学。1958年年底，刘
少奇指摘毛泽东时以为他已创造了无阶级社会，平等取得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即是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样就算得上共产主义，中国的社会也无须进入社会主义
阶段了。这一切，刘综合称为“一个乌托邦的梦想”①。
经济企划失败，加上苏联收手及收成无起色，毛泽东的命运跌至最低点。可是
他不甘心。他以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度出场。这看来也奇怪：如何一个人会有这
样的力量？而事后全国都认为这一切都是“错误”、“离奇谎言”、“恐怖空气”？
这样，我们如何说明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
简概说来，文革不能以参与者的言行解释，甚至不能因在其近旁观察者而获得
适当解释。它在历史上的意义可能尚在毛泽东本人理解之外。毛做农民运动前后40
年，也解决了历来在中国历史里使每一代人都感棘手的大问题，他并作诗自为炫耀。
在其过程中，他也有两弟一妹一妻一子惨死，他却觉得他的权力足以保全他创下的
运动。同时，不要高层机构着手的广泛群众运动也是他的一贯作风。他既有人之弱
点，也可能在给新兴官僚和一班文学艺术家打击时感到恶意的满足。很少人提及，
毛所创的低层机构从未与上端构成组织结构上的联系，而只因事情不能以固定的意
识形态为凭。一到实际的政治作风露出真相时，毛泽东即想不出自己为何必须放弃
他做中国革命发言人的地位。这时候他只要和林彪联络，又动员红卫兵，就完成了
重新夺取领导权的一切准备。
毛泽东虽孜孜不倦读史，却想不到自己不过历史的工具，他，毛泽东，一生事
业也不过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环。他已经扫除了农村内放债收租的陋习，过去这
习惯如癌症般影响到乡村里每一个细胞的健康，阻挡中国的现代化。可是要把因此
而产生的均平主义当作最终目的，从今之后一切都维持原状，那他的土地革命也不
过产生一种现代形式的“均田”。从过去的经验看来，这种制度纵有政府下令保护，
亦无从防制日后的侵蚀。毛好像不是对此毫不知情。他是否确曾嘱咐江青不要搞
“四人帮”，暂且不说。无可否认，最后几年他已与林彪疏远而决绝，而且让周恩
来与尼克松及基辛格接触。至此看来，他已经在寻觅另外的对策。
经济成长与法制
只是中共如要和过去传统上的朝代形式隔绝，那它应当使这新的下层机构成为
一个不受拖累，可能生长扩大的经济基础。因此经济也务必要多元化，尽力将互相
交换的条件提高，做到高度分工合作。如此，中国解剖学上的型式——一个潜水艇
夹肉面包的模样——才可一去不复还。要是能做到这田地，则文革没有白费。虽说
十年离乱，它也供给了一个新改组的机会。况且它的摸索也产生不少教训。文革也
显示中国在毛的布置之下虽执拗而不能稳定，他仍需要上下之间的法制性联系才能
谈得上革命最后成功。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很多国家一经现代化，总是随着有经济上的生长扩充。
当中的步骤不能全部预先筹措，大致上只能因内外压力之逼而形成。只是一遇到突
破阶段，这运动已替它自已选择了当前的大道。政府的扶助与督导仍然必要，却已
处于次要。多元化的社会（pluralsociety）必因着经济多元化而兴起。一种自然
而然的现象使这运动加速。也就是说其要点在扫除当中之障碍，不是预作理想上的
答案去解决假设的问题。从一切的情形看来，中国已突破这驻点。
中国缺乏西方式法制，既有好处也有坏处。西方人士经常提及的一个印象是，
内中有多数安分守己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