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之下发生幻视。复元之后他读及传单，
才确切相信自己乃上帝耶和华之子、耶稣基督之弟。当时广西村民在忧患之中又受
政府煎逼，听他的福音即为所煽动。因此他不难策动好几个与他背景相似的同谋者，
从此驱使被说服的农民。他的拜上帝会相约为善而拜真神，凡信男都为兄弟，信女
都为姊妹。他们立誓扫除的魔鬼既包括乡村中的偶像，也涉及贪官及其皂隶。1851
年春，洪秀全以太平天国发难，他自己为天王，其他五个助手为东西南北王及翼王，
以羽佐天朝。额前不薙发，脑后不蓄辫使他们看来与人不同。这些信徒有热忱，又
受招术把持，立即屡败派往剿伐他们的青年。1852年，在数月之内太平军相继围攻
桂林及长沙，亦即广西与湖南之省会，虽说两城都未攻克。洪秀全放弃这两处的围
攻，继续北进，1853年初取武昌，亦即湖北省会。自此他拥有大量船舶，也从满洲
军夺下不少武器与供应品。至此他手下已有50万之众。两个月之后，太平军拥有武
昌至南京之间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于是定都南京，改称“天京”。他们盘踞达11
年之久，直至1864年夏天为止。
从今日的眼光看来，太平天国的积极性已不容过度重视。只在一种极含糊的形
态之中，天国人物似乎提出，中国农民被传统政治视作笼统一团的生产者，无发言
之技能，似应改变，倘非如此，中国不能产生新秩序去适应世界潮流。可是太平天
国不是这问题之解答。过去不少历史随着前后之事迹，责备洪秀全取得南京后不尽
力于北伐，又不与中北部所谓“捻匪”或上海一带之“小刀会”联合，也不争取西
方人士同情。本来西方人正在与满清交涉时觉得北京不可理喻，幻想着太平天国人
物既为基督教徒，或可为较好之对手。从全盘组织结构的角度看来，这类臆度，着
眼过微，今日已无意义。
太平天国人物因为他们的战斗意义，非理性的性格，对政府不存信心，原始的
共产主义，在某些方面像欧洲宗教改革期间新教之左翼。可是在欧洲，左翼活动仅
在城市表现其扰乱性。洪秀全因着他片断的基督教义，企图发动一项全国运动，其
为效更微，因为新教所提倡的良心自由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缺乏实际意义。太平天国
的神基始终未离开巫术性格，他们起自社会中之低层，也未预计在组织上使全社会
整体化。如果全民都解放，只有使社会解体，是以天国的破坏性至为明显。
这样一来，传统国家社会之结构，过去既能经历恒久，此时仍可发生作用。尤
以科举取士，以一种隐蓄的办法给予有关人士物质上之报酬，责成他们维护正统社
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自孟子以来一脉相承至今，使农村社会上文教力量之终点即
是国家政权力量之起点，两相缝合，不生罅隙。亦无法严格分辨此系一种经济组织
或一种社会习惯。中国皇帝的君父地位和基本组织接近，远逾于旧约中之上帝。他
也在各种仪节之中取得实际的权能。虽说从以后的事迹看来，清朝将这安排一再误
用（如慈禧太后拘禁光绪帝及以幼童宣统登基等），可是在19世纪中叶，要想改换
朝代而且更换传统朝代各项组织．显然过早。
太平天国禁鸦片、娼妓、缠足、嬖妾与赌博。可是其提倡男女平等不能阻止最
高层人物妻妾成群。定都于南京，所有各王也不再生活俭朴。1856年之后，其上级
已在互相倾轧。所谓天朝田亩制度，本来即以传统架构方式写成，也始终只是纸上
文章。“天朝”也举行过它的科举考试，从现在考卷的资料看来，即出题人亦来看
清这科举取士的社会经济意义。
湘军与淮军
于是曾国藩得以以传统之正宗作号召，为清朝剿灭太平天国。他出身于朝廷文
职之士。和300年前的戚继光一样，他的“湘勇”招募于农村，军官由他一手选拔，
内中很多为小地主，来自曾之故里湖乡。于是部队间精神上团结巩固。他的军费出
自“厘金”，亦即一种新的物品转口税，也有了各地的津贴，大概自愿捐助与勒派
均有。他组织的水师其实乃是一种两栖部队，起居于内河航船之上，持有火器，使
战事带机动性。湘勇首先为团练，雇佣以保护地方，因其成效超过正式部队，1854
年之后出征各省，其人数从最初之2万人增加数倍。湘军与太平军全面战斗展开后，
长江中游及其两大支流即湘江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