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文集

    前言

    公元1800年前后，西方人因为工业革命的成功，促进了文明大跃进，也开启现

    代国家的序幕；但同时期的中国，虽然出现实用主义学说，却因改良的科技武力仍

    然屡战屡败的经验，及往后一连串的文化罹难与退却（文化大革命），致令“现代

    中国”迟至20世纪才出现。

    公元1800年拿破仑在意大利向奥军进攻，杰弗逊和蒲尔在美国选举中相持不下，

    英国首相庇特好象已经将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合并构成事实。中国的乾隆皇帝曾自称

    “十全老人”，死去不过一年，他的亲信和坤已被拘押而由御旨令他自裁，从他家

    中没收的财产以亿万计。白莲教徒的反叛已一发不可收拾，在湖北、山西和四川他

    们获得广泛的支持，政府军一再宣称叛徒已被击溃消灭，可是事后看来他们的力量

    尚在扩大。因着两广总督的建议，皇帝下令禁止鸦片进口，不许白银输出已在一年

    之前奉旨施行。这一连串发展，引导着一个新世纪的来临，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

    失败和极端困难的世纪。

    从上一章所叙的光荣和成功的事迹来看，读者不免要发问：何以中国的由盛而

    衰竟有如此神速？

    朝代循环与长期停滞

    中国作者通常强调朝代循环。当乾隆退位之日，清朝已达到成长的饱和点。旗

    军的尚武精神至此业已消散，这也和明代的卫所制度一般无二，前所登记的人户也

    不见于册籍。雍正的“养廉”，虽说各主管官的薪给增加数倍，仍不能供应他们衙

    门内的开销。更不用说官僚阶级的习惯和生活费已与日俱增，而为数万千的中下级

    官僚，他们的薪给不过是聊胜于无。因此贪污的行为无从抑制，行政效能降低，各

    种水利工程失修，灾荒又不适时救济，人民铤而走险为盗为匪，也就事实逼然了，

    这一连串的发展前后见于中国之历史。在西方与中国针锋相对前夕，清朝已未战先

    衰。

    今日距当时即将过两百年，我们的观点因之似应伸长。前述四个皇帝的记录初

    看灿烂光辉，但从宏观的角度判断已与时代相违。虽有剩余的款项来往手中，但他

    们从未用以改造上端组织或者加强上下之间的联系，这时仍然没有一个中央的金库，

    全国的收支仍是由收税人和派用者零星的交授，因此一切统计无从核实。经济方面

    纵有进展，但民法仍无长进，也不能相辅而行。中国仍不过是一个多数农村的大集

    团。

    也只是因为我们又有了近两百年历史的纵深，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说来

    容易做时困难。多数农民只能集体地指挥，官僚既以1500个县为可以互相对换的职

    位，也不便令他们互相竞争以增进技术上的进步，唐宋的历史已有殷鉴，第三帝国

    要想领导全体大众，只能注重那些共通之处，那就只好着眼于意识形态的和谐了。

    当我们检阅科举考试的内容，人事考核的程序，以及地方政府的施政情形，我们可

    以看出其倚赖于意识形态的情形极为显著。

    可是保守的力量作主，中国就象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

    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

    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精华或者施政方针或者科举制度的要点，无非都是一种人身

    上的道德标准，以符合农村里以亿万计之的小自耕农的简单一致。以这道德标准辅

    助刑法，中国缺乏结构上的实力足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她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

    一个现代国家，其社会由货币管制。内中分工合作情形，物品和服务工作彼此

    交换，与其因此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全有法律明文规定。一个多元的社会成为可能，

    是因为它所需的数目字以公平观念为准则，能使其公民做以前不能做的事。新的教

    堂由信徒出资支持。艺术家和自由职业人士互相竞争，赢得赞助者和雇主。现在看

    来，这种程序被称为“由封建制度进展到资本主义”实为历史学里的一个错误安排。

    这说法将阶级斗争的观念一提出，就把其他各种原则与程序全部抹杀置之不顾。也

    因为这说法具有道德的含义，加上技术上的困难，使人不便将整个问题分析清楚，

    忽略了其在东方和西方的不同发展。

    清朝组织有它的特点，他不可能效法西欧的民族国家。西方民间的自由源自于

    封建体制里额外颁发的城市特权。可是市民阶级的资产力量，仍无从构成社会的大

    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