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作为一个特例，给大家释放出一个积极地信号来！明年等到具体地政策出台，大家也就心安了于是在众人的赞许或叫骂声中，范无病所提出地土地换工作岗位的计划还是顺利地顶住了各种压力，正式上马了。
最后一共征集到了两千亩的土地。付出了三千个工作岗位和四千万人民币的土地补偿款。
实际上。如果再继续征集土地的话，也是能够征集到的。但是范无病觉得事情不能搞得太大，否则不好收拾，于是就此打住，令戴维斯等人立刻兑现承诺，将出让土地的务工人员登记造册，并将土地补偿金立刻支付到柳市镇地账户上。
忙完这一切后，范无病自己也觉得有点儿累。
在政策不完善地情况下，商机虽然是有的，但是所付出地辛苦实在是太大了一些，范无病终于决定，今年就做这一单生意了，再搞什么花样儿也要等到明年邓公南巡之后再说了，自己总跳出来当这个出头鸟儿，实在是太招摇了一些。
估计现在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高层们的话题中间，也就是一个刺头儿！
事实上，土地出让的问题，主要还是涉及到了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地位之争，也就是所谓的笼中鸟与笼外鸟的战争。
在整个八十年代中，如何改革开，如何力保国有企业，国内生了争议，在国有企业试点效应递减这个问题上，当时经济界出现了两种应对的声音。
以当时参与改革总体规划的经济学家薛暮桥为代表的推进派认为，放权让利改革有局限性，主张把改革的重点放到物价管理体制改革和流通渠道的改革方面去，逐步取消行政定价制度，建立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
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加强集中统一，最后的落脚点是中央集中统一，有人因而提出了“笼子与鸟”的理论，大意是说，企业是一只鸟，不能老是绑着它的翅膀，要让它自由地飞，但是，国有经济体系则是一个大笼子，鸟再怎么飞，也不应该飞出这个笼子。
这些论述最终说服了中央决策层，“笼子与鸟”理论统治了整个八十年代的企业改革思路，国有企业的改革成为一场笼子里的变革。
从这一理论出，来看待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的局势，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来，国有企业的变革必须在稳定和中央的控制下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而当务之急，是整治那些不听指挥、无法控制的私营企业，也就是笼子外的野鸟们，正是它们扰乱了整个经济局势。
在各地的媒体和内部报告上几乎也是一边儿倒，都是控诉那些计划外的小工厂如何与规范的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如何扰乱市场秩序，如何让国有企业蒙受巨大损失的。总而言之，改革搞不好，都是笼子外的野鸟们惹的祸。
柳市的情况，正好成为众矢之的，如果是正规生产到也罢了，偏偏他们玩的都是假冒伪劣，更加授人以口实，不被打击才怪！
但是在限制私营企业之后，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国企并没有因此而好转，而整体国民经济则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高层们思之再三，终于认识到，国企的问题要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先就得引入竞争机制，而私营企业，正是一块儿磨刀石。
但是要展私营企业，搞活国内经济，先要做的就是在政策上面松绑，而影响了私营经济展的一个最大障碍，自然就是土地的使用。
范无病搞出来的这个事情，恰好让上层有一个试水的机会，政策的推行，始终是需要有一个实验品的，各方面的反应都需要看看，而实验的总体效果，也应该更加具有说服力，使得高层们得以顺理成章地推出新政策。
因此，成功地整合了柳市资源的范无病，又一次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了高层的探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