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追溯到30年前，正是中日战争打的如火如荼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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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者这个时候早已开始对我国的劳工进行掳掠，随着对沦陷区经济资源掠夺的升级而不断升级。开始是骗招，以后发展到骗招和强征并行，进而又骗招、强征和抓捕三管齐下，以实现其更大规模的经济掠夺，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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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国东北地区后，即设立了专门骗招和管理劳工的部门，并在天津设置了骗招关内劳工的大东公司。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相继占领了我国华北和华中的广大地区，在北京等地成立了华北劳工协会等专门骗招和分配劳工的组织。这些机构，以欺骗宣传和招摇撞骗等手法，每年从华北、华中等地骗招几十万乃至百万以上破产农民、失业工人和城市贫民，到各地为日本人当劳工。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到1943年间，仅从关内骗招到东北的劳工即达8，571，329人。这些劳工被骗到工矿企业和施工现场以后，受到难以想象的奴役和折磨，许多人含恨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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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国主义者挑起太平洋战争后，对我国经济掠夺的规模不断扩大，因而对劳工的数量要求也越来越多。但是华北各省由于劳工大量输出，劳动力日益减少，同时，日本侵略者掠夺华北资源，也需要大批劳动力，加之日本人对劳工的残酷迫害，使广大农民不愿再去当劳工。这样，各地尤其是东北地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就更为突出，单靠骗招一法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便使出了骗招与强征并行的手段。在东北地区，除继续由关内骗招劳工外，开始实行在本地搜刮劳力的劳务新体制。1942年2月颁布了《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则》，规定每年由需要劳工的部门提出申请，然后通过伪政权层层下达摊派指标，逐级驱使适龄的人到指定的单位或部门服劳役。据有关日本战犯供认，东北每年平均强征劳工约50万人，到1945年8月共达205万人。除强征民夫外，日本侵略者还假手伪满洲国政府于 1942年11月颁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规定：凡是年龄达到20岁至23岁（后延长到30岁）的青年男子，不被征为国兵者，都有义务参加勤劳奉公队，三年服劳役共12个月，必要时还要延长。据当时伪满勤劳奉公部次长半田敏治著文称，到1945年勤奉队员已达50万人。在华北地区，日本人亦于1944年 8月了《劳力紧急动员对策要纲》，将过去的募集制改为强征制，对各地劳工的掠夺，直接由各伪省、县长负责，实行军、政、会（新民会）、社队合作社）四位一体的掠夺体制，并规定凡17岁至40岁的男子均有服劳役三年的义务。据1943年日本《东亚新报》载称，当年头二个月华北劳工骗招仅完成计划的 50%；11月份后，由于采用强行摊派办法，使劳工的征召率始达到年所需量的85%。日本侵略者运用强征手段搜刮劳力，不仅使广大人民遭受奴役，而且造成许多人家因缺劳力而田地荒芜，经济负担加重，以至倾家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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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招和强征劳工，仍然满足不了日本侵略者对劳力的需要，于是他们便在骗招和强征的同时，赤裸裸地采取了抓捕的手段。1941年日本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曾达成协议，要求各地军政机关采取各种手段搜抓劳力，并强调把抓捕劳工与军事讨伐、治安肃正结合起来，以满足东北等地对劳工的大量需要。自此以后，日军经常在城市集镇、交通要道，遍布岗哨或突然戒严，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他们认为可当劳工的，便以形迹可疑为名掳去。日军还经常借扫荡之机，窜入我游击区和根据地，突然包围乡村、集镇，老百姓来不及逃走，就被当作俘虏抓走。日军还费尽心机，在华北铁路沿线城镇，三五天开一次群众大会，十天半月派一回戏班子下乡唱戏。许多开会的、看戏的青壮年，没等到终场，就被抓住送上了火车。据华北太行根据地不完全的统计，抗战八年中即被掳去488，000人。另据记载，1943年4 月-6月，仅在沈阳、长春两市，四天中就抓了所谓游民10，562人。单4月23日在沈阳抓的3，576人中，就有847人是小商、小贩或人力车夫。在乱抓劳工的同时，日本人还在东北实行一种保安拘留制度，以可能犯罪和预防犯罪为借口，大肆逮捕无辜老百姓，分送到设置在各主要工矿区的矫正辅导院里，从事残酷的劳役。据有关战犯供认，从1943年建立该制度起到日本投降为止，共抓捕了3万余人。日本侵略者乱抓强掳劳工的结果，搞得许多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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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而外，日本侵略者还把关内的被俘人员和所谓政治犯集中起来，作为特殊工人输送到东北等地做劳役。根据不完全统计算，仅东北一地这种劳工每年就有10万人左右。这些人一旦被送往东北，再也不可能返回家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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