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研讨会上，对古纸研究与考古学实践尤感兴趣。他说，西汉有纸的问题实质上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产物，有其产生的外因和内因。外因是长期以来左倾思潮左右学术研究的偏激社会气氛，内因是有关学者学术作风的粗疏和草率。比如宣布西汉有纸的人本身不是考古学者，而发现所谓“灞桥纸”的人当时的专业水平并不胜任处理这类重要的考古工作，再加上我国考古学传统只重现象不重原因，只重器物不重相关背景的编史倾向，助长起一种倾心于追求中国第一或世界第一，和越早越显赫的不正常心态，致使一些学者不愿意从事必不可少的、常常是枯燥细微而又默默无闻的材料收集分析工作，而醉心于追求急功近利的轰动效应，甚至不惜采取歪曲、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法来达到这种目的。像仅仅依据一个遗址或少数几个遗址中出土的几件可疑纸状物来否定和改写历史定论这样轻率的做法，恐怕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任何重要发现的孤例都可能有例外，要做如此严肃的历史结论，http://tech.qq.com/all/index.htm
科学工作者必须慎之又慎，在没有掌握充分而可靠的证据之前，切忌下任何断然的结论。纸，作为书写材料，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相传中国上古曾有过结绳记事的时代。那时，连文字也不曾有，更谈不上书写文字的纸张了。商、周时代文字已经成熟，可还不曾有纸，我们的祖先就想出了各种记录文字的办法。他们起初是把文字镌刻在乌龟的腹甲和牛、羊等动物的胛骨上。刻在这些甲骨上的文字，叫做“甲骨文”；春秋战国以后，我们的祖先又开始使用新的记载文字的材料———简牍和缣帛。简牍是几种东西的总称。把竹子、木头劈成狭长的小片，再将表面刮削平滑，这种用作写字的狭长的竹片或木条叫做竹简或木简，较宽的竹片或木板叫做竹牍或木牍。简的长度不一样，有的三尺长，有的只有五寸。经书和法律，一般写在二尺四寸长的简上。写信的简长一尺，所以古人又把信称为“尺牍”。http://img.hszw.com/book/22407/6157277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