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保护性的，把地征进来，好保护。”“1997年国务院下了文件，强调不发掘帝王陵寝。”技术不过关，眼下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们的文物保护技术其实是和世界同步的，很多项目，比如说兵马俑保护，就是和外国联合在做，而且我们在一些本土出土文物的保护上还有独到之处。”赵化成介绍，国外文物大国如意大利和埃及，对于大型遗址也采取保护第一的态度，“向世界直播的机器人探测的金字塔，只是较小的一座。”对于技术问题，少数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主要理由是文物地下长期存放，也未必保护得好，挖出来保护更好。”针对这种看法，赵化成说，“我曾问过专搞文物保护的工作人员，有些东西现在看上去保护得可以，以后有啥变化谁也说不准。比如喷保护膜，暂时是好了，长期来看却有害。”定陵之后再未开掘帝陵帝王陵寝作为一种旅游、文化资源，自然会激起开发的兴趣，而且常常是难以遏制的。而保护和发掘之间的争论，也从未止息过。赵化成介绍，这里面除了资源所在地的利益驱动，还会掺杂好奇心、成就感、时代气氛及学术潮流等影响。根据《光明日报》1999年1月18日采访赵其昌的报道，1955年，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甦等向政务院提交《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消息传出，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和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直接找到吴晗，告以当时我国的考古水平不足以发掘陵寝、进行研究和保护文物。无奈信奉“古为今用”的历史学家们和文物界专家争论不下，最后提请周总理裁决，周总理批示同意，“长陵发掘委员会”成立，28岁的赵其昌担任发掘工作队队长。由于偶然的原因，进展迟缓的长陵发掘转移到定陵，1957年5月，使用铁铲、手电筒等工具，人们打开了定陵地宫，取出了丝绸、青花瓷等大量文物。然而夏鼐等不幸言中，艳丽的丝绸很快变得类似树皮，大量文物未保存下来，万历皇帝的尸骨被红卫兵焚毁，30多年以后，发掘报告才完成。1965年，郭沫若等人再次提出发掘长陵，周恩来予以否决。作为文物大省的陕西省，对发掘帝陵的兴趣自然更为切身。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占明介绍说，上世纪70年代末，他步入文物考古行列，听省文管会的老同志讲，“文化大革命”前挖乾陵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时任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喜欢唐文化的武伯伦率先倡导，时任社科院院长的郭沫若闻知陕西发现乾陵地宫陵道并计划开挖的消息后，特别兴奋，盼望有生之年能亲眼目睹传说保存在地宫内的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手迹。于是他打算以与周总理多年的老交情及社科院院长的身份说服周总理。但当他讲完开挖乾陵的好处及必要性后，周总理只说了一句：“十年之内不开帝王陵。”郭老失落之余，写下了“待到幽宫重启日，延期翻案续新篇”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