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趟闽东之行，萍是准备赔本的。但没想到亏得这么大。
萍完全是为了还荣的“人情债”。毕竟是萍违约在先，萍有负于荣，有愧于荣，良心上过不去。吃亏也就认了，买个安心。
货仍然卸在表哥刚那儿。刚除了挂着部门经理的衔，还兼着供销社饭店经理的职务，其实刚本来就是供销社饭店厨师出身。刚为萍接风，在供销社饭店宴请表弟萍。自然就说到电风扇定金的事。表兄弟俩经过商议，决定“一不坐，二不休，扳不到葫芦撒不了油”。一个人准备两万块钱，大干一场！主要是刚决策，拿主意。刚是老江湖，萍很信赖表哥。刚拍着胸怀，包销路。用刚的一句话，我一个乡镇供销社放它个百十台，十几个供销社是多少？多少台卖不掉？！
萍觉得表哥说得很有道理。也就有了信心。
表哥虽然是部门经理，但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实权。这事说来话长。
在农村，供销社是计划经济最大受益者。在计划经济时期，供销社一靠垄断，二靠“计划”，统治了农村经济几十年。
供销社除了粮食不经营，因为粮食有专门的粮食部门——粮管所独家经营，供销社其它什么都经营。大到生产资料（农药、化肥、柴油等等），农副产品（生猪、棉花、蚕茧等等），小到生活日用品（食盐、食糖、火柴等等），都是按计划由供销社独家供应或收购。那是绝对的垄断经营。一个供销社主任的行政权力无法跟乡长比，但“油水”不会比乡长少。为什么？因为那些个大大小小的“计划”都等着主任手中的“一支笔”批呢！虽不能说主任想给谁就给谁，但该你的主任不批，你也不一定能拿到。什么道理？“计划”紧张，“计划”不够嘛，那么多人，凭什么就一定给你？！
这就是计划经济，实行上是权力经济。有权就有计划，权力就是计划。
现在企业招工，国家劳动法规定，不允许收押金或非法集资。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供销社招一个合同工（注意：还不是正式工！）须集资5千元，当时5千元相当于现在5万元也不止，那时一个乡出不了一个万元户。萍当时正高中毕业，父亲也曾打算举债集资送儿子进供销社当合同工，最终未能如愿。原因，一是借不到那么多钱；二是借到钱也没有用——没有人，没有路子，还是不能进。
可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的逐渐开放，供销社开始走下坡路。面对个体经商户灵活多样和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供销社渐渐失去优势，原有的机制失去竞争力。到八十年代后期，供销社已经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状况。然而，对于吃惯了“皇粮”的供销社上上下下的干部职工来说，他们依然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逍遥自在，悠哉游哉的生活，他们相信国家不会丢下他们不管。
虽然年年亏损，日子一年不如一年，但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还没有“穷到揭不开锅的时候”，还能月月有工资拿，哪怕这工资是从银行贷款来的！
只有少数头脑灵活，有超前意识的人，已经开始另辟蹊径，寻找致富门径。毕竟他们有经商的基础——良好的人脉关系和做生意的经验。萍的表哥刚就是这样的人，刚倒卖过煤碳和木材，算得上是个“小倒爷”，萍也曾帮过忙。要不然萍也不会这么信赖他。
刚的父亲（萍的大舅），是乡镇老干部，利用关系把大儿子刚从生产队放鸭娃变成供销社饭店学徒，然后又弄成供销社正式职工，最后一步一步让人带他出去跑采购，培养他当干部。如今刚已经是部门经理兼饭店经理。刚的父亲可谓费尽心机。
刚人很精明，但名声不好——太贪。父亲退休后，加之与新调来的主任关系不睦，刚受到冷遇。虽然挂着部门经理的衔，实际上手上没有实权。没有实权，就没有油水。刚很郁闷。闲着没事，下班靠打麻将消磨时间。
萍与表哥分头筹集资金。萍进厂这几年，一直在支助弟妹上学，结婚也全部是自己用的钱。父母不是不给，而是没钱。父母种田的收入不够维持弟弟和两个妹妹念书。萍把自己所有积蓄凑起来也不够，好在身上有一万多元的公款（第一趟“走私”的两台30kw发电机货款尚未汇给闽东电机厂），万一不行，就用公款先垫一下。
表兄弟俩各自向单位请假，直奔闽东。
来到闽东后，他们迅速与生产小电风扇的老板取得联系。老板就在福安街上，前面是店铺，后面是工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原价40元/台砍到38元/台，每台让价两元，现金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们的心太大了，要一千台！一千台就是三万八块。
有钱好办事。联系好车，把电风扇往车上装，萍一人到福安旅社去退房，出来迎面看见了玉。
自从萍第一次押“走私”发电机组回去，这么多天来，玉一直在福安旅社门口转悠，寻找萍。她甚至不知道萍的姓名，更不知道他是何方人氏，家在哪里！这个傻女孩只能默默地，毫无指望地等待。她有非常重要的事急着要告诉萍——自己怀孕了！
萍听了玉的话，懵了。他想先给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