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陈信衡的这份奏疏，朱厚熜简直哭笑不得：以前不是没有见过急公好义、大公无私的人，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打肿脸充胖子的家伙！先不说那些东南亚小国背信弃义，勾结葡萄牙人残杀大明海外侨胞的滔天大罪；单说这一次朝廷出兵讨夷，近十万大军远征南洋，人吃马嚼、动枪动炮，每天就要比驻扎国内多耗费各项军需粮饷开支折银不下三万两，迄今为止，这笔额外的军费开支已超过了两百万两白银。若不是前些年厉行新政，大兴西北马市；又废弛海禁，开办海市，国库里积攒了一点银子，要支撑起这场大战，大概就非得给天下百姓加征赋税了……
还有，苏比克湾一战，虽说全歼了葡萄牙舰队，取得了明朝开国以来难得的一次大胜，可是，东海舰队也有近二十艘主力战舰被击沉击伤。不算舰上十几门火炮等武器装备，单单是造船，每艘主力战舰的工价银就不下五万两，二十艘战舰就是一百万两白花花的银子。更不用说东海舰队还伤亡了几百上千名军官兵士——这些人可都是大明王朝乃至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将士，既受到过戚继光、汪宗翰严格而扎实的训练；又亲身经历了东南剿倭战役、南洋讨夷之战的严峻考验，是大明王朝日后扩编海军以保卫国家万里海疆和海外利益的种子，就算有再多的钱也弥补不了这么大的损失啊！这笔账难道不该记在那些背信弃义的家伙头上？向他们要那么一点补偿，朝廷还是在认真估算了他们国家的财政收入、充分考量了他们的承受能力之后才确定的岁贡数额，主要是为了补贴海外驻军的额外开销；又不是象西方列强殖民者那样横征暴敛，恨不得压榨出殖民地最后一块铜板最后一滴油水，难道这也有错吗？
尽管牢骚满腹，甚至还感到十分委屈；可是，穿越回到明朝这么久，经历了太多的政治风浪，朱厚熜算是领教了以风骨著称于世的明朝言官御史们敢想敢说的本事。而且，他也明白，向吕宋索取战争赔款和岁贡输诚一事，不单单是陈信衡不理解——据高拱密疏奏陈，远征军中，王崇古、殷正茂等科甲正途出身的参谋也曾在私下里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王师兴兵于外，是为讨伐夷狄、吊民伐罪而来，提出这些钱粮方面的要求，不免有伤天朝盛誉和泱泱中华的气度。连他一直留心培养，先是在总参谋部、其后又放在远征军中历练的王崇古、殷正茂等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更不用说是朝野内外那些迂阔守旧的清流官员士子了……
对于王崇古、殷正茂等人，朱厚熜可以托高拱传话给他们，让他们闲暇之时不妨读读《宋史》，看一看辽夏和以后的蒙古是如何敲诈勒索中原汉人政权的；想一想到底是朝廷敲骨吸髓地压榨国内百姓，让他们来承担巨额军费开支好，还是让那些背信弃义的南洋诸藩为自己的罪恶行径付出一些代价更符合大明王朝的国家利益。可是，对于陈信衡这样的言官御史，他就不能这么做了——即便是他那样说了，陈信衡也未必就能明白，或许还要连上奏章，引经据典跟他辨析泱泱中华、礼仪之邦和那些蛮荒夷狄之国的区别，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乃至其他明朝前任皇帝的语录都会被引用出来作为证据……
沉吟了片刻，朱厚熜说：“兹事体大，朕还要仔细斟酌斟酌。这份奏疏先不忙着发还内阁拟票，放在这里朕再看看。你让外面伺候的内侍传吕芳进来。”
张居正微微一怔，心中暗道：事涉军国大政，皇上不传谕内阁辅臣觐见商议，却传唤内廷吕公公见驾，难道说，皇上是要动用镇抚司，将妄议国政的陈信衡打入诏狱不成？
张居正与陈信衡并无私交，不过，他素闻陈信衡是江南年轻一辈士人之中的才子，在南京一带颇有文名，不免在心中为之慨叹惋惜。但他身处御前机枢密勿之地，谨记恩师徐阶“万言不当一默”的教诲，也就什么都没有说，应诺之后便躬身告退了。
其实，张居正真是冤枉了朱厚熜——朱厚熜之所以传唤吕芳进来，并不是要将陈信衡打入诏狱，而是通八达因为在读奏疏之时，他突然觉得陈信衡的名字颇为耳熟，却又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说过，便传唤吕芳进来问个究竟——虽说象陈信衡这样的在都察院任职的御史言官，名字并未列入天下职官表之中，但身为君父，竟然不记得自己的臣子，当然有损他的圣君之名。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只有向吕芳这样忠心耿耿又守口如瓶的大伴来打听了。
果然，吕芳听闻陈信衡上呈了奏疏，立刻紧张了起来。
原来，那位南京都察院监察御史陈信衡乃是嘉靖十七年进士，出身南直隶常熟县的官宦世家，是故对官绅一体纳粮等诸多新政多有不满，朝廷于嘉靖二十二年推行嘉靖新政之初，时任湖州某地知县的他便曾上呈奏疏，攻讦新政。嘉靖二十三年，诸多藩王宗亲、勋臣显贵在江南数省谋逆倡乱。陈信衡虽未参与造逆，亦未应伪明政权之征召出仕，却也没有逃回北方向朝廷效忠；而是隐居乡里，闭门读书，摆出了一副不问世事的样子。如此举动，虽说不应做骑墙观望的诛心之论，但对朝廷的忠心大打折扣却是不争的事实。
其后，朝廷挥师南下平叛，为了分化瓦解叛军、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