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监代帝批红之例，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做过“大明内相”的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也有好几十人，吕芳算是其中最守规矩的，但今天却如此肆无忌惮地臧否外臣，讥评嘉靖一朝的十几位“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的内阁首辅，让严嵩甚为惊诧。而且，吕芳跟他说的虽然都是人尽皆知的朝堂掌故，却从来没有人能象这样一针见血，放言无忌，在他心中不禁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惊涛骇浪。
诚如吕芳所言，嘉靖一朝名臣辈出，迄今三十年，内阁换了十几位首辅，升迁罢黜从来都是皇上但凭个人好恶，一言立决。象张孚敬那样的资望甚浅又专权跋扈之辈，屡屡招致百官交章弹劾，皇上碍于清议，几次将其罢免，不久便又召回复任首辅，反观其他内阁首辅，即便是象杨廷和那样的四朝元老、两朝帝师，在朝野内外一呼百应，只因没有遂皇上的心愿替兴献王帝后上尊号，皇上一句“定策国老自居，门生天子视朕”便将他斥退归乡，后来又被削职为民，郁郁而终。而他自己也清楚，大明朝的内阁辅臣虽被世人视为“上承圣意、下领百官”的宰相，却与前朝宰相有所不同，说穿了只是承旨办差、以咨顾问而已，得不到皇上的宠信，别说是号令百官、指点江山，欲要保全禄位和身家性命也难……
以严嵩自身而论，他学富五车，精通帝王心术，又历经弘治、正德两朝，近二十年宦海浮沉，使他见过多少你死我活的朝堂争斗，岂能不懂得“雄猜多疑之主，喜用柔媚之臣”的道理？加之他的性格阴柔圆滑，平生信奉“不做山，只做水，随地方，就地圆。”的处世之道，与杨廷和的光明磊落、夏言的刚直强横截然不同，又何尝想学他们那样固执己见、舍生取义？嘉靖十七年，嘉靖帝欲让一天龙椅都没有坐过的生父兴献皇帝称宗輹庙，命下礼部集议。这是个棘手的差事，顺从皇帝，立刻就会招来官场士林的责骂；按照惯例来秉公办理，自己乌纱帽难保。经过一番思前想后、仔细斟酌，严嵩最后写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奏疏上呈御前。嘉靖皇帝对他的骑墙态度非常不满，亲书《明堂或问》警示廷臣。严嵩惶恐不安，生怕皇帝降罪，于是尽改前说，完全顺从皇帝的意思，为兴献皇帝祔太庙配享安排了隆重的礼仪，并在祭祀礼毕后，写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文笔绝佳，很得嘉靖帝的赏识，晋封他为文华殿大学士。尝到了甜头的他从此便打定主意置“逢迎君上、阿谀事君”的天下骂名于不顾，做一位惟命是从的“柔媚之臣”，也因此平步青云，很快就以礼部尚书本职入阁拜相，进而扳倒夏言，架空翟銮，将朝政大权掌握手中。可是，这些年里，皇上突然又摆出了一副有道明君孜孜求治的架势，不但召夏言复出再任内阁首辅，还将他赶到了文渊阁抄《永乐大典》，与此前简直判若两人。此外，皇上既然是治世明君，当然要有虚心纳谏的雅量，屡屡下诏要求百官万民直言朝政国务之失是一大明证；严嵩恨之入骨的海瑞以微末小吏之身屡屡上疏批龙鳞，不但没有因建言获罪，反而步步高升更是一大明证。在这种情况下，他若是还象往昔一样唯唯喏喏，岂不让皇上小觑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