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朝会之时，兵部向朝廷上呈了组织禁军一部及宣府、大同两镇大部兵马进行“射天狼”军事演习的总体方案。
元日阅武那天，朱厚熜不但提出要搞军事演习，还兴致勃勃跟随行的满朝文武大谈特谈“演习是不流血的战争……”、“演习三大目的是……”之类的话，听得那些朝廷重臣面面相觑，以为皇上不是异想天开，便又是梦得神授；加之历来用兵，都是兵部出人，由于李春芳、曾铣乃至皇上都在前一天给马宪成做了工作，户部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其他人就更不好跳出来反对此事去触皇上的霉头，兵部的演习方案得以顺利通过，朱厚熜便责成内阁、五军都督府和兵部有司从速组织实施。
皇上没有急于提出自己要巡幸边镇观摩演习，令李春芳、曾铣和杨博三人都暗自松了口气，只是他们并不知道皇上的心思如今已经不完全在组织有史以来首次大规模军事演习上面了。
过了几天，内阁学士、户部尚书马宪成上呈了名为《请设官当以舒民困疏》，奏请朝廷整顿那些违背国法，收取高额利息的当铺，并由户部出资开办官营典当行。
对于户部整顿当铺的建议，有太祖高皇帝钦定的《大明律》在，又有镇抚司密探乔装成百姓去各处当铺当东西搜集到的当票做证据，即便是那些暗中在当铺里入股分红利的朝臣们也不得不举双手赞成。朱厚熜立刻下旨允行，先由京城开始整顿，待收到成效之后再推行全国。
奉上谕，刑部、五城兵马司和顺天府等衙门一起出动，根据镇抚司提供的证据按图索骥，将那些不遵守国家律法规定收取高额利息的当铺全部查封。由于京城没有一家当铺老老实实按《大明律》“月息不得超过三分”的规定守法经营，朱厚熜不得不缩小了打击面，对于月息在五分以下的当铺，予以批评教育，责令他们缴纳一定数额的罚款，并在承诺守法经营的约书上签字后，允许复业；对那些月息在五分以上的当铺，则坚决予以取缔，一应家产财物抄没入官，当铺掌柜依律治罪，朝奉、店伙由乡人具保之后释放。
朱厚熜这么做还有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投资经营典当行的多为商人，比如以晋商集团为主力的山陕商帮和徽州商帮，都参与经营金融典当业。此外，当铺不但经营抵押放款业务，也经营普通放款、军粮买卖和货币兑换等业务，是当时主要的信用机构；而且，放款对象已不仅仅是那些急需用钱的小民百姓，有些商人急需融通资金，也要告贷于当铺。如果拘泥于《大明律》的规定，将全国当铺一律查封，不但打击商人，进而影响到如今正在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也不利于民间资本的流通，那就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但是，对于户部设立官营典当行的建议，诚如马宪成在东暖阁奏对之时就预料的那样，此议一出，立刻在朝堂之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官营典当主要是为平民百姓提供小额资金融通，与北宋王安石的青苗法颇为相似，王安石的诸多新政之中招致非议最大的就是这个青苗法，被认为是祸国殃民的乱政，甚至被视为北宋灭亡的一大祸根，几百年来一直受到道学家的口诛笔伐。在理学心学大盛一时，朝臣士子无不标榜“君子好义，小人重利”的明朝，户部的这一建议无疑是捅了个马蜂窝，立刻遭到了清流官员的群起攻讦。
但是，自从嘉靖二十二年推行新政而始，皇上便一直把“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挂在嘴边，还时常引用王安石《变法万言书》的原话“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强调国家理财的重要性。谁还敢拿这个话题做户部和马宪成的文章？那些清流官员也只能避实就虚，以设立官当、向无先例，且有借机牟利及与民争利之嫌，非君子所为等等的理由向朝廷上疏，反对设立官当。
马宪成在户部任职近三十年，论理财之能，国朝无人能与他相比；加之他为人又甚是强悍，脾气上来了连皇上的帐都不卖，此次有皇上做后盾，自然有持无恐，率领户部上下，尤其是那些分配在户部任观政的嘉靖二十六年时务科经济科进士们，与那些迂腐守旧的清流官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面对种种诘问，他们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理直气壮地反驳道，隋朝有公廨钱，官营典当，由来已久；收取二分月息，不过是为支付典当行日常开销及有司官吏俸银，已较前朝或八分或六分至少也有四分的月利低了许多，何来“牟取暴利”之说；并摆出了大量关于当铺放高利贷导致借贷的百姓倾家荡产的事实，责问那些清流官员“设若你急需财用，是愿意告贷于彼，抑或告贷于官？”
设立官当典当行的始作俑者是朱厚熜，但他却没有很快下旨允行，任凭这场争论持续了近一个月，用意在于利用这场大论战引起朝野上下的重视，改变明朝官员士子重义理、轻经济的传统观念，逐步建立起zf理财、商业贸易、国家信用等意识，为日后进一步改革奠定思想基础。因此，他责令邸报、《民报》等刊物连篇累牍地刊登户部的反驳奏疏，并动员京师大学堂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