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正午时分，吕芳神色慌张地来到了东暖阁，向他报告了一个惊天的消息：蒙古鞑靼俺答部起兵二十余万出河套地区进击大同；大同镇总兵、咸宁侯仇鸾献关投降，并以新政“乱祖宗之成法，变春秋之大义”为借口，打着“清君侧，正王道”的旗帜，带着大同镇十万大军，与鞑靼军队一起杀奔京师而来！
元朝灭亡之后，蒙古诸部四分五裂，各部之间攻杀频繁，后经联姻、武力征服等方式，基本形成了西部瓦刺、东部鞑靼与东北部兀良哈这三大势力，瓦刺与鞑靼是世仇，相互攻杀不已，兀良哈则多与鞑靼联合共拒瓦刺，但他们染指中原之心无一日不有，解决故元残余势力仍是明朝历代军事边防之重。自明太祖、成祖至于仁宣两帝，均采取以抚为重，以剿辅之的外交军事政策，一方面许以互市通商，并对故元蒙古各部军民采取怀柔笼络政策，不分华夷，任人唯贤，对归降蒙古头目，优礼厚遇，对于漠南漠北归附者，均授予都督、都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赐给敕书印信，设羁縻卫所；对内地归附或归附之后迁入内地者，或授以官职，或给以爵禄，或令充军伍；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军事打击力度，于洪武、永乐年间多次兴兵北伐，明成祖朱棣更是五次亲征，扫平漠北，勒石而归，武功之盛，一时无两。在明朝抚剿两策并用之下，北元势力极大削弱，数十年不敢再生南下牧马之念。
至明英宗正统年间，鞑靼衰落，瓦刺逐渐强盛，统一了蒙古各部成为草原霸主，吞并中原之野心就日益高涨。斯时明朝正值权阉王振把持朝政之际，王振专权乱政，导致国力衰弱，武备废弛。正统十四年，瓦刺借口明朝削减了朝贡使者的赏赐而大举犯边，好大喜功的王振怂恿明英宗朱祁镇兴师北伐，几十万北征大军丧师土木堡，连英宗皇帝都成了敌人的俘虏，“土木堡之变”也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瓦刺大军挟大胜之威长驱直入，进逼京师，多亏有“救时宰相”之称的兵部尚书于谦挺身而出，率全国军民奋起抗战，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这才保住了大明的江山社稷。
其后瓦刺因内乱而分裂，鞑靼趁机崛起，再次称霸蒙古，屡次骚扰明朝边境，杀掠百姓。到了嘉靖年间，因嘉靖昏聩，边防力量大为削弱，鞑靼趁机占据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河套地区，出河套即可犯宣府、大同、三原等镇，震动京畿；入河套，则可攻击延绥、宁夏、固原等镇，侵扰关中，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
嘉靖十二年，鞑靼首领达延汗死后，子孙们相互争斗，蒙古再次陷入割据状态，其第三子阿勒坦汗势力最大，中原称其为俺答汗，所部即为俺答部，此时正占据着土地肥沃的河套地区，威胁着明朝北部边境的安全。
游牧民族的蒙古物资匮乏，需要用畜牧产品换取中原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以前蒙古历代霸主都积极要求与明朝允许互市贸易。达延汗死后，蒙古各部失去约束，不时南下抢掠人畜财物，明朝就断绝了与蒙古的和平贸易。俺答控制了鞑靼大部力量之后，多次主动表示愿意臣服明朝，请求允许每年进贡并在长城关口恢复互市贸易。
昏庸的嘉靖和短视的大臣当然不明白只要稍微放低一点姿态，放弃天朝上国“薄来厚往”这样打肿脸充胖子的朝贡贸易，发展对外贸易其实可以大大缓解财政危机；更不知道蒙古是自己的同胞兄弟，迟早要和汉人坐在一起唱“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他们担心“土木堡之变”重演，就严词拒绝了俺答朝贡互市的要求，并于嘉靖二十一年将俺答所派使者斩首示众，还悬赏购买俺答的首级，最终激怒了俺答，亲率大军兴师南下掳掠，这才有了眼下这等祸事。
单是鞑靼虏贼犯边倒没什么可怕的，九边重镇近百万大军日夜枕戈待旦，鞑靼担心侧翼安全，也不敢长驱直入威胁京畿，每次都是深入边境百十余里大肆剽掠一番之后便引军而回。但此次大同镇总兵仇鸾献关投降并公然起兵反叛，就使形势急剧恶化，朱厚熜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大明开国近两百年来，还从未有过边镇大将不战而降的先例，仇鸾贵为公侯，又是手握十万大军的九镇总兵之一，他之所以公然反叛，自然跟前不久的举子罢考引发的这场波及整个朝廷的风波一样，都是嘉靖新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子粒田征税对宗室勋贵的伤害极大，朱厚熜在推行新政之初，就预计到他们可能会以变法乱政失德的名义，勾结地方豪强势力作乱，在一省或数省闹起来。但他还是自信地认为以这些人的力量还翻不起多大的浪，一是因为明朝藩王宗室一直被朝廷压制，不但不能有自己的军队，更不能随便结交大臣军将，根本没有和朝廷对抗的本钱；二来就算发生叛乱，也是因为个别宗室豪强不满，不是老百姓活不下去，只要百姓不起来造反，乱也亡不了国。所以他一方面秘令吕芳指挥最忠实于皇帝的厂卫特务机关加强对各地藩王勋贵的监视和控制，另一方面，心中更隐隐地盼望着那些人狗急跳墙闹腾起来——彻底打击削弱宗室豪强势力还在其次，经过近二百年太平盛世的搜刮盘剥，那些宗室豪强一个个肥得流油，只要他们敢公开犯上作乱，朝廷便可以名正言顺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