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扬州的那件事在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绝对不是只发生过一次，如鄢懋卿这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贪官墨吏也绝对不止他一个。只是在吃亏上当之后，他们捶胸顿足诅咒那个“李纪”——也就是朱七说的“李清乐”，其实真名叫做“李恩旭”的那个人——的时候，谁也想不到，整件事的策划者是大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嘉靖皇帝朱厚熜。
当初御前年度财务会议上，因为朝廷财政状况极其恶化，朱厚熜主动表态将宫中的用度砍去了一半，但宫里几万张嘴要吃饭，逼得吕芳跪哭请求皇上收回成命。朱厚熜对吕芳说了要给他“一注大财”，其实就是烧玻璃造镜子——以明朝烧制琉璃瓦的工艺水平，烧制出纯度不错的玻璃技术上不存在任何问题，朱厚熜只是简单地一说，内廷银作局下属的琉璃厂只试验了半个多月就造出了象模象样的镜子。
象这种明朝人听都没听说过的稀罕物事，朱厚熜本着“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的基本理论，将其定义为高档奢侈品，不惜用金做框镶以珠玉为一面普通的镜子加上了远远超过商品本身价值千倍百倍的外包装，还编造出“仙人秘制”、“宫廷御用”等谎言为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这样做原本只是想骗那些巨商大贾多掏银子，后来考虑到可以借此机会挖出深藏在大明政府机关内部的贪官巨蠹，便将推销对象锁定在了两京一十三省那些占据着肥缺职位的官员身上。
既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也是为了给自己敛财之举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朱厚熜密令吕芳遴选内廷及镇抚司里的忠贞节义之士成立了直属于皇上的秘密机构——大明反贪局。一面镜子先由调查科的内侍以“老公儿偷出来的宫廷重宝”的名义卖一次，再由反贪局以“追查宫廷遗失宝物”的名义敲诈一次，而那些能经得住两次折腾的贪官的名字自然从此就上了反贪局的黑名单，待时机成熟之后，一纸诏命就可以将他们锁拿京师，明正典刑！
这便是吕芳给朱七解释为何如此做的理由。其实碍于皇上的面子，吕芳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说出来——朱厚熜认为，就象朱七此次去扬州找的那巡盐御史鄢懋卿，他那不义之财都是取之两淮盐商，朝廷不好直接去盘剥那些商贾，也只能假手那些贪官墨吏。恶名由他们来背，银子由皇上得，到时候再把他们依律问罪，押赴刑场一刀“咔嚓”了，连严肃法纪、惩贪安民的好名声都得了，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皇上的这层心思，吕芳举双手赞成。自古朝廷要解决财政危局，不是取之于民就是取之于商，但一般说来，商人更容易被当作待宰的肥羊，因为老百姓被逼得活不下去了会造反，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被朝廷剥削压榨以至破产的商人敢造反的。
与此前推行的那些“违背祖制”的新政不同，这个灵感还是得之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几乎可以算是承袭祖制。朱厚熜在读朱元璋的《太祖实录》之时，就读到了这么一段国朝旧事：当年朱元璋刚刚打下南京城，建立了大明朝，南京首富沈万山主动捐款修了近三分之一的城墙，还提出要自己掏腰包犒劳王师。如此夸富斗雄令无产阶级出身的朱元璋十分生气：“匹夫犒天子军，是扰乱民心，死啦死啦地！”后来多亏了贤良仁厚的大脚马皇后劝慰，朱元璋才赦免了他的死罪，改为流放云南蛮夷之地。沈万山被逼得客死他乡，那富可敌国的家财自然就落到了国库里。
尽管有“祖宗成法”为先例，朱厚熜却也不是没有犹豫过，因为他毕竟比朱元璋更懂得一点经济学基本常识，知道中国资本主义从明朝中期开始萌芽，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商品经济，进入了继西汉、宋朝之后第三个高峰，也出现了一些资本雄厚的商人集团，但中国的资本主义却一直只能在一个相对很低的水平线上发展，一大根本原因就是中国一直以“重农抑商”为国家根本方针，对商业活动严加管理和控制，出行要路引，营业须有市籍，不但课以重税，还时常责以义务性的“派买”，为官府盘剥商人提供了种种便利，打击了商人从事商品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削弱了新生资本主义的力量，终究未能对传统自然经济结构形成根本性的冲击，也就始终未能改变中国封建主义的社会性质。自己明明知道这些，又怎么能干这种“杀鸡取卵”的事情呢？赶紧效法西欧各国实行“重商主义”，保护商人，鼓励商业才是正道！
可如今也懂得一点经济的吕芳告诉他，那些盐商每年都能从国家盐业专营中赚取数百万两银子，却不用来从事主子所说的“扩大再生产”，而是买房子置地放债当起了地主、高利贷者，要不就是用于个人骄奢淫逸的生活享乐，若不是他们用“开中法”为九边军队解决一部分粮秣供应，可以说对国家经济发展，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起不到一点积极的作用。这才坚定了朱厚熜“巧取于商”的想法。
在短短的半年之内，反贪局各行动小组就捷报频传，很快筹集到了近百万两银子，连同户部在万难之中挤出的那一百二十万两的经费，好歹将兵工总署在怀柔开矿山建炼铁厂的前期投资和铁厂数万名工人的安置问题解决了。
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