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她都十分尽责地为它们举行葬礼，除了金鱼是“水葬”在抽水马桶中，其他小宠物们均被小心放置在硬纸板鞋盒内，戴安娜会在雪松下掘个洞，让它们入土为安。
吃饭时间孩子们总是与保姆在一起，菜式简单而一成不变。早餐麦片粥，午饭是肉末和蔬菜，每星期吃一次鱼。
父母亲温文尔雅却又遥不可及，弟弟查尔斯长到7岁才与父亲坐在饭厅里一起吃饭。
奥索普子爵夫妇也是在这样循规蹈矩的童年教养下长大，他们如此这般带大自己的孩子，觉得天经地义。
公园屋左邻右舍都是王室亲戚朋友，自然而然构成门当户对的社交圈子。
斯宾赛家与王室间的走动并不频繁，实际上，孩子们把参观女王冬令行宫之类的邀请视为畏途。
小戴安娜甚至觉得女王的私人府邸桑君汉有种古里古怪的气氛，她实在不喜欢。有一次，她甚至踢打尖叫，拒绝前往。直到父亲说，不与别的孩子一起玩，是非常没有教养的行为，她才安静下来。
如果当时有人告诉她，将来有一天，她会以储妃身份跻身王室，出入桑君汉，她不吓得一溜烟跑个没影才怪呢。
永恒创痛
无论如何，桑君汉带来的不快毕竟是短暂的。
父母亲婚姻破裂造成的困扰才是戴安娜心底永远的创伤。
想当年他们也曾倾心相爱，1954年举办的盛大婚礼，由于女王和王太后是座上嘉宾，更成为当地盛事，显赫一时。这一切仿佛都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14年来，奥索普子爵从未怀疑他们是幸福的一对，直至决定分手这一日，他才知道自己错了。
要给家族带来男性继承人的长期压力早已酝酿着婚姻的危机，曾令年轻的子爵夫人无限向往的生活方式，变得日益枯燥和沉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们不知不觉在离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公开场合，他们仍然维持貌合神离的笑容，关起门来，满不是那么回事，死一般的沉寂或是刻毒的对骂都在所难免。戴安娜清楚记得，她曾躲在客厅门口，偷看父母激烈的争吵。
1967年夏天，他们达成分居协议。
那是戴安娜灵魂深处抹不掉的一段记忆：
她静静坐在公园屋冰冷的石阶上，紧紧抓住锻铁雕花的楼梯扶手，周围一片嘈杂。
她听到父亲把皮箱装进汽车行李箱，母亲的脚步声敲打在前院的石子路上，车门被重重关上，引擎轰鸣，又渐行渐远，母亲驾车驶过公园屋大门，走出了她的生活。
戴安娜那年只有6岁。
她太小了，根本不可能理解这一切，但被遗弃和背叛的孤寂却没齿难忘。
她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她是个让父母讨厌的孩子，没有生为一个男孩的犯罪感啮咬着她幼小的心灵。
戴安娜常常带弟弟去桑君汉墓地，站在无缘相见的小哥哥约翰那块爬满青苔的墓碑前，戴安娜往往陷入冥想：约翰长得什么样？如果他还活着，世上会不会还有她和弟弟呢？
看到墓碑上所刻“爱心永志”几个字，就好像听到永不消失的声音，时时刻刻提醒她：你本该是个男孩子。
这场离婚大战，受伤害的绝不仅仅是成年人。尽管父母或是极力减轻危机的震撼力，或是有意无意轻视这种影响，孩子们实际感受到的创痛却是深刻而久远的。
童年梦魇
分居后，母亲搬出公园屋，她原打算带着戴安娜和戴安娜的弟弟一起住在伦敦，但遭到父亲毅然决然的反对，他坚持孩子们必须以公园屋为家。
斯宾赛夫妇间的争斗和法律缠讼一直拖了两年。
当地上流社会容不下戴安娜的母亲，连外祖母费莫伊夫人都站在女婿一边，反对自己的女儿。
结果当然是以母亲的败诉收场，1969年4月，他们正式离婚，不久，母亲即与离婚富商彼得.凯特再婚。
那段时间，父亲孤独的沉默，母亲伤心的眼泪，保姆惊慌的神色，公园屋神秘紧张的气氛，使戴安娜的小天地失去平衡。在家中偶然来访的客人面前，戴安娜看起来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
她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一天到晚忙忙叨叨。她蹬着小小的蓝色三轮车，在过道上骑来骑去；用婴儿车推着玩具娃娃，在院子里逛来逛去；帮小弟弟查尔斯穿衣戴帽，给蜷缩在她床上的那些毛公仔铺床盖被。
但是夜晚就没那么好过。
戴安娜和弟弟都怕黑，房间里定要留下一盏灯或一支蜡烛的光亮，他们才肯入睡。戴安娜常常听到弟弟的哭声。有时，她会跑过去看看弟弟；有时，她怕黑怕得一动也不敢动。
听着弟弟抽抽噎噎哭喊“我要妈妈，我要妈妈”，戴安娜把头埋在枕头里，也忍不住哭起来。
窗外的风声瑟瑟作响，猫头鹰在林间悲鸣。
母亲走了，姐姐莎拉和简住在寄宿学校，父亲失魂落魄，萎靡不振，一个人关在房里，除管家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