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混战的场面浩大和细节繁复，这里也无法一一说明，最耐人寻味的是各级官员在其中的困难选择。战场两面，一为太子，一为皇帝，而后者一开始隐约不出，不知其存亡。两方面皆为朝廷领袖，无明显的标志可以一眼看清对错，所以各级官员煞是为难就很好理解。如丞相刘屈牦一开始不敢发兵征讨太子，在武帝的严词训斥和授权下才自将兵卒。太子先后召北军指挥官任安相助，任安受节，回营后闭门不出，后来被判定为坐观成败，腰斩。太子兵败时，司直（副丞相）田仁认为太子与武帝毕竟是父子之亲，不欲执之过急，放了出门。丞相欲斩田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说：“司直是2000石高级官员，要斩得先请示皇帝。”武帝闻之大怒，将田仁腰斩，并迁怒于暴胜之，暴因惶恐而自杀。可见在传统中国的政治架构中，一遇中枢有变，大多情形下各级官员都会不知所措，只能静观其变，等待中枢自身借某种力量或机缘澄清。在此之前，过分主动地选择，往往是为自己惹祸。这就可以解释那么庞大的官僚机构，为何遇到突发事件，总是无法反应，以致运转失控，造成一场场多余的祸乱。
太子逃亡到湖（今河南灵宝县北），藏匿于泉鸠里。他所居住的人家很穷，但很忠心，以织卖草鞋供养太子。后来因为向太子富有的老朋友借贷而走漏风声。大约是逃离长安的20天后，太子的住处被包围。刘据自忖无法脱逃，自缢而死，主人格斗而死，太子之子也一起遇害。吏员们破门而入，有的提着兵刃戳向已死的太子，此人后来为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太守；有的急忙去把上吊的太子放下来，此人后来被封侯。
兵变被平而太子逃亡在外期间，武帝狂怒，几近于疯狂，群臣吓得要死，不知如何是好。壶关县（在今山西）的教育官令狐茂上书说：太子与皇上有父子之亲，又有继承皇位的重任，如果不是皇上被奸臣包围，亲情隔绝而不通，太子无法见到皇上，又被乱臣胁迫，是不会起兵的。太子完全是自卫，这点天下人都明白，但没有一个人敢说，不亦痛乎！武帝见了，有些感触，但气尚未消。等到太子遇害后，又碰到多起以巫蛊相诬的案子，查验都无证据，武帝终于明白妖术的虚妄和太子的冤屈。此时刘邦祭庙的管理员田千秋上书说：“儿子乱用父亲的兵器，罪不过鞭笞；天子之子犯错杀人，该当何罪？下场太惨了。这是一个白头老翁梦中让我说的。”武帝马上召见田千秋，说：“父子之间，人所难言，公独能清楚其中不对的地方。这肯定是先祖的神灵让你说的。”于是任命田千秋为部长级高官，而族灭江充全家，把苏文焚于横桥之上。可怜那位以兵刃戳过太子的北地太守，先是风光无比，此时也被族灭。武帝造思子宫，又建归来望思之台，天下闻而悲之。
详细了解这场人寰惨祸，沉溺于由误会和隔绝造成的悲剧情感，不是我们今天读史的本意。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如武帝这般对人情世故及政治的洞察力，为何他还容得江充之流在其间搬弄是非？换句话说，纵使专制君主的晚年身体固然必定差下来，又为什么一定要让通常所说的小人物服侍，而大臣妻子反不得交流？再通俗一点说，以武帝这般的天赐英才，能够变更制度，开边拓疆，为何自己的家务却处理不好？是他不知建立一个好制度的重要性呢，抑或他根本对此无能为力？
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比找到一个好的领导人物要重要10倍，这几乎是当代人的政治共识。而传统中国的性质也被一般地判定为无法治、无制度等等。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难道中国古代的英才俊彦们都是那么愚笨和不开化，他们的政治智慧竟然全不如今日的一介之士？难道他们对自身的困境毫无觉察，而委屈求全地一次次承受循环的治乱，永无止境？
一个问题如此来提问，答案已经有了一大半。事实上，一般地判定古代中国无制度，当然是缺乏常识的表现。问题只在于传统的制度与我们今天脑海中的概念相去太远。由于种种原因，传统的制度制定时很难找到切实依据，生发由心，制定后便常常难以落实执行，盼望着杰出人物在施行时能因地制宜、随时校正。当制度本身的来源、依据和落实都存在问题时，又遑论坚持制度重于一切！人们平时常常夸夸其谈建立好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坚持、执行制度的重要性，却不知任何一种好的制度，须从长久的历史和现实中提炼而来。制度如果只由当政者随意制定，抑或迫于某种压力甚至向更高级的文明抄袭照搬，结果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只有在制订时就充分反映现实和民意的制度，才有成为好制度的可能。
回到汉武帝身上来，我们可以发现：大汉帝国确实有很多天生的缺陷。当初将广阔的地区整合成一个庞大帝国，固然有种种现实需要，但也留下了致命的病根。那就是指导帝国的原则必须是超越现实的（至少是超越部分地区之现实的）、笼统的、宽泛的，因此落实后是必然要打折扣的。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原则又必须是不可动摇的，是应该坚决维护的，因为任何对原则的怀疑和修正，都有可能导致大帝国的解体。这个与生俱来的矛盾在传统中国确实无法解决。如此，一些在武帝看来需要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