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上海弥漫着血雨腥风。
南京政府与日伪方面的冲突越来越激烈，这要追溯到2月开始双方针对对方银行进行的一系列的恐怖活动。最初的攻击是来自国民党方面，即1941年2月20日，对于外滩的中央储备银行的袭击，袭击者得以脱逃。其后，又发生了3月3日对中央储备银行总办助理傅永炳的未遂暗杀，以及4月21日对该行一位资深经理的成功行刺。
日伪方面当然不甘心被动挨打，也立即采取了报复行动。3月21日夜，炸弹扔进了三家亲重庆政权的银行；同时，假扮警察的六个枪手冲进了江苏农民银行的宿舍，向床上的人胡乱开枪，打死5人，重伤6人以上；而翌日凌晨，多辆警车载着伪警察和日本宪兵，驶到位于沪西的“中行别业”，将属于国民党之中国银行的职员共128人从被窝中拖出来，押解到极司菲尔路76号的恐怖窟监禁起来。
3月23日，南京伪政权的警政部长李士群警告说，将采取报复措施：“我们将被迫采取类似措施，对付重庆政权在上海的所有金融业的全体人员。”而这一“警告”在第二天就变成了现实：爱文义路上的中国农民银行收到了定时炸弹；中国中央银行白克路分理处发生爆炸，摧毁了二楼的大部分，死1人，伤38人；法租界内的中国中央银行逸园办事处也被炸毁，死7人，伤21人。
但是，日伪政权的这些恐怖屠杀以及“若一人被杀，就处死三个中行人质”的威胁，却未能阻止重庆方面进一步的行动：4月16日，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业务科长先是遭袭受伤，后则在医院病床上被刀、枪俱下地杀死。这立即导致128个中行人质中的3人在当天被押至其居住区，遭到枪杀！
鲜血淋漓的恐怖屠杀并未结束，4月21日，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稽核科长厉鼎模被杀；下个星期，天津路上的联易商业银行被炸。
一系列的恐怖活动使上海陷入强烈的恐慌中，上流社会的“精英人才”被迫投向日本人，以寻求日方的保护，获得稳定的秩序。当进入7月，恐怖活动已经臻于顶峰，这个时候，托尼忽然到来了。
两年没见，托尼明朗的笑容里多了几分沉稳，尤其是面对我的时候更是多了分疼惜。
“妩媚，我来晚了……”
我垂下头，心如刀割，对于远达的死，我始终是不能释怀的。
“这次来上海是公务？还是私事？”
“两者皆有。第一，来上海是要看看日本方面的态度，日本在上海的这些恐怖活动已经引起美国政府的不满，尤其是日本暗示说要利用恐怖活动夺取租界。第二则是为了你，现在上海太危险，我希望这次你能和我一同回美国……”说罢眼中透出期盼的神色。
我慢慢转过身，“不，我不想离开。”
“妩媚……”
“不要说了，你能抽时间来看我，我已经很高兴了。多余的话不必再说。”
托尼无奈地叹息，“好吧，你再考虑考虑，我还有公事要办，3天后我回美国，希望那个时候你能改变主意。”
我沉默不语，托尼只得暂时离开。
两日后，佐藤与托尼两人同时来访，我微微有些惊异，这两个人一直不合，更何况现在是处于对立的状态，然而今天两个人结伴二来确实让人意外。
佐藤先开了口，“妩媚，你还是与托尼去美国吧，上海太危险了。”
我愣了一下，转头问托尼，“谈判破裂了？”
托尼没有直接回答，只说了一句：“日本人态度很强硬。上海真的太不安全了。”
我淡淡一笑，“上海从来没有安全过。”
佐藤神色有些焦急，语气也变的急促，“可是现在不同了，军部现在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你已经危险了！”
听了他的话，我反而平静下来，“是吗？日本人要对我动手了吗？很好啊，正好放手一搏啊。”
托尼皱了皱眉头，“妩媚，你一向是冷静而理智的，为什么现在这么冲动不顾后果呢？”
我苦笑，“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日本人的目标只是我而已。”
佐藤凝视着我，“你一个人或许无所谓，可是不要忘记了，你肚子里还有远达的孩子！”
啊，孩子。原来佐藤已经知道了消息了，想来是宝莲告诉他的吧。是啊，我还有远达的孩子……
“就算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那么远达唯一的骨肉你也不爱惜了吗？”佐藤声音已经变得沙哑。
我闭上眼睛，是的，这个孩子是远达唯一的骨肉，是我与远达的结晶，我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还要抚养他长大成人。心念一定，慢慢睁开眼睛，望着佐藤，“好的，我明天与托尼一起回美国。”
托尼松了一口气，佐藤却慢慢转过身去，声音微微地颤抖，“你多多保重，我们只怕是后会无期了……”
我的心一阵刺痛，话就脱口而出，“你不能也回美国去吗？”
佐藤转过身来，目光中是无奈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