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馆前一天，按照往年的惯例是全国各大供销公司进行馆内交易，各公司单位互相调拨，互通有无。熊世平及公司两位副经理分别行动与上海、天津、北京、深圳的供销公司签订合同，按照预定目标完成了计划内指标，同时也按工业部下达的指标向各供销公司调出货物二亿一千万。
不过在计划外，熊世平按照沈青的意思多买少卖，大量购入以钢材、螺栓为主的建材骨干品种，手中那些计划外物资除去几个抹不开脸面的老朋友，其它全部压住不发。
至于刘港生与雪柔的几百万计划内合同，则通过正规渠道发给了深圳供销公司，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开馆之日天气睛朗万里无云，长沙贺龙体育馆门前彩旗飘扬，“热烈庆祝一九八七年全国供销系统订货会胜利召开”的彩旗横幅一条接着一条。全国各地各市县供销公司、大型商场及商贸公司、建材公司云集此地，把原本宽敞的长沙贺龙体育馆挤了个水泄不通。
如同教科书上记载的那样，这次的供销订货会成为了一九八八年全国性大涨价的预演，并且再次验证了改革开放初期胆大发大财，胆小发小财，无胆不发财的游戏规则。
开馆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就开始在一些紧俏品种上疯狂扫货，仿佛一夜之间都成了钱多到烧手的大财主，随后这种情形迅速向其它品种扩散，所有的商品都成为哄抢的对象。
中午时分，作为全国供销系统风向标的上海供销公司，首先取消了执行多年订货价比市场价低五个百分点的规矩，中饭后既宣布取消倒扣。直接导致历来以上海供销公司为马首各供销公司的响应，这一举动更加刺激了各地客商的情绪，都如同疯了一样见货就扫。
下午三点，上海供销公司许多紧俏品种突然同时翻牌停售，至于其它供销公司也紧随其后开始翻牌。
一时之间，那些手中拽着大量钞票的采购商，居然不得不面临有钱买不到东西的尴尬境地。
下午四点，重新开始恢复供货的全国各级供销公司，集体将接下来签约的合同价上浮了二个百分点，顿时在采购商内部引起一阵骚动。
相对少数选择观望的国营企业采购商，大多数嗅出不寻常气味的私营老板，这个时候都选择了继续抢货。
下午六点，闭馆前的商品订货合同价格已经整体上扬了百分之四，较早上开馆时足足上扬了九个百分点。
而此时，除去听从沈青建议压货不发的成都供销公司以外，其它供销公司的货源供应都已经接近枯竭。
订货会第二天，刚开馆计划外订货合同的价格就整体上调到五个百分点，至于那些已经看清形势的采购商也不会再计较什么价格，只要有货就直接扫掉。
一些胆大的采购商，这个时候甚至一改以往先看货后汇款的规矩，连货也不看就直接拿着事先填好的汇票去订货。
第三天，合同价格普遍上浮七到十个百分点，一些已经断货的紧销品种上浮数额甚至超过惊人的十五个百分点。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1987年的订货会，那么肯定是“疯狂”。因为订货会刚进行到第三天，大部分供销公司就已经无货可订，所有商品的订货价格也都大大超出了预期。
这个时候也不知道谁走漏了风声，一些消息灵通采购商听闻成都供销公司手中还压着大量订单，于是每天在“中华大酒店”门口守候熊世平这尊财神爷。
而此时，作为这些采购商人眼中香膜膜的熊世平，则已经在沈青的安排下住进了长沙市郊一家宾馆，只留下沈青这位代理人趁机混水摸鱼捞了个盆满砵满。
订货会结束那天，熊世平与沈青单独将两位同来的公司副经理请出来吃饭，并且在饭后分别递上了一个装着五万块的包装袋。四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很意外，当沈青登上返回深圳火车时，才发现自己跟刘港生与雪柔居然在同一个卧铺车厢。
这让他不得不怀疑，这里面到底是纯粹巧合，还是人为因素所至
因为沈青的关系，刘港生这次不但在计划外紧俏商品上大捞了一笔，甚至弄到了三百万计划内指标，一路上对这尊“财神爷”自然是极尽阿谀奉承之能。
闲聊中，刘港生得知对方想在深圳开公司，于是立即向其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信息；他的一位香港朋友最近由于在香港股市里亏了钱，所以想将深圳一家不怎么挣钱的贸易行转手变现。
“居然有这种好事？”
沈青闻言双眼不由一亮，于是立即跟对方互换了在深圳的联系方式，并且约好时间一起去找他那位香港朋友。
1987年的火车卧铺车厢不但没有电视，而且连在沈青看来最基本的空调都欠缺，这让从上海到深圳的几十小时旅途变得分外难熬。
不过还好，沿途有雪柔这位曾经跟自己有过一段香火缘的美女为伴，才总算让这位在二十一世纪习惯于乘坐私人专机转战世界各地的“超级富豪”感到了一丝欣慰。
深夜时分，正处于半睡半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