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能知道其苦，因而能设法免除其苦。穷的小孩苦了，自己还不知道，一味茫然地追求生的欢喜，这才是天下之至惨！”
他描写社会的画，题材是多种多样的。有以周围环境中的人物为模特儿的，而大部分却是以民间生活、都市生活中的见闻、感想为题材的。
从1925年到1937年抗战开始，丰子恺结集出版的画集、随笔、艺术理论和翻译作品，为数甚多，而且拥有广大的读者。他翻译许多介绍西洋音乐的书，这一启蒙工作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无论是他的音乐著作或美术著作，在当时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多年来，日本军国主义者明目张胆侵略中国。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宣布成立，并发表宣言。参加的人有丰子恺、朱自清、叶圣陶等110人。
10月，作家巴金、林语堂、鲁迅、丰子恺等共21人，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宣言”指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至以求行动之更有力。”
接着，1937年芦沟桥事变。面对暴寇的侵略行径，丰子恺满腔愤懑，决定用自己的画笔来宣传抗日。他准备把日本侵华的无数事件用笔画出，编成一册，以最廉的售价广销各地，使略识文字的中国人都能了解，使未受教育的文盲也能看懂。不久，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在金山卫登陆后，到处狂轰滥炸。11月6日，两架日机飞到石门湾上空，投下了12枚炸弹。其中一枚落在缘缘堂门口五六丈处。当天傍晚，石门湾逃避一空。丰子恺的妹夫立即从南沈滨摇一只船出来，邀丰子恺一家老幼10人下乡暂避一时。从此，他开始了8年动乱的逃难生活。
他说：“我虽未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化宣传，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有一天，丰子恺在武昌乡间看见田野中有一棵大树，被人砍伐了大半，只剩下一根主干。这时正值春天，那主干上怒抽枝条，竟也长得枝叶茂盛。其中有的新枝条甚至超过其他大树的顶，仿佛是在为被砍去的“同根枝”争气复仇。他后来提笔把这情景画出来，象征中华民族，并题上自己所作的一首诗：“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
1938年春，丰子恺在汉口得到缘缘堂被毁的消息，这对他来说是巨大的打击。这时候，恰好桂林师范的校长唐现之来信聘请丰子恺去该校任教。丰子恺于是带着全家迁往桂林。后来，他又转往广西宜山江大学任教，并随校迁到贵州遵义。1942年，他搬到重庆郊区的沙坪坝，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沙坪小屋建成后，丰子恺便辞去教职，从此专为卖画写作为生。
抗战胜利次年，丰子恺搭轮船由长江而下，到南京改搭火车。丰子恺踏上阔别十年的上海时，说：“我从京沪火车跨到月台上的时候，第一脚特别踏着重些，好比同它握手。”
他去故乡石门湾凭吊。这个船舶麇集、商贾辐辏的热闹城镇，如今已经面目全非了。胜利还乡的满怀喜悦心情终于渐渐地消失殆尽，他对当时的社会十分不满，深恶痛绝。他引用古人“恶岁诗人无好语”的话，声称自己“现在正是恶岁画家”，但又觉得这种触目惊心的画不宜多画，希望自己的笔“从人生转向自然”。1949年大陆解放，丰子恺52岁了。此后他专事著译。他在68岁时，完成《护生画集》第五集。69岁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他住在止海。大字报，逼供信，抄家，关“牛棚”，紧缩住房，下乡劳动，写不尽的检讨交代，批斗，挂牌，游街，克扣工资，丰子恺备受种种精神上的侮辱和肉体上的摧残。但他横下一条心，把坐“牛棚”看作参禅，把批斗看作演戏。夜晚过黄浦江去游斗，他说是“浦江夜游”；在“牛棚”中被叫去训话，他好像是去上一回厕所，回到“牛棚”照旧与画师门谈笑风生，或偷偷地作诗填词。到上海南郊劳动，冷天睡在铺稻草的泥地上，屋顶隙缝中飘下来的雪积在他枕边，70多岁的老人早上还得亲自到河埠打水洗脸，但他风趣地说：“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浜洗脸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回到家里，不管白天发生过天大的事，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叙述一遍，有时甚至避而不谈，只要一斤黄酒入肚，仍是吟诗诵词，谈笑自若。
然而，热爱这位老画家的作品的人，却时刻惴惴不安地关心着他的行踪、境况。当老画家奉命爬上竹梯去贴批判自己的“大批判专栏”时，围观的路人中有不少人暗自替这位老人担心。丰子恺虽然被批成“反革命黑画家”，实际上群众心底里对他更加增添了仰慕之情。
1974年“四人帮”借批大儒为名，炮制所谓“黑画展”，丰子恺自然也不能幸免。《满山红叶女郎樵》这幅画原是画中国近代文学家苏曼殊的诗句，但画中有三片红叶落下，这不成了影射三面红旗落地吗？
做子女的为了关心父亲的安全，一次次地劝他以后留意些。丰子恺却还是我行我素。他给儿子新枚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