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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简单，他的万言书并没有说错。而且，因为庐山会议上因为把纠左变成反右，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加剧。后来，彭德怀写了一个更长的报告，用更多的实例再次证明自己的正确，多方面的怀疑、不信任、要求承认错误的压力就一直对毛泽东交相攻逼。
自尊心太强的毛泽东即是在这个时候也不愿意亲口承认错误。他采取了一些比较含蓄的方式认可了自己的失策。比如安于二线生活、不再过多地干预一线的决策并默默接受了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的彭德怀写信反映意见并不是错误的说法。
九、七千人大会
亲耳听着、亲眼看着刘主席报告中说到大跃进的错误观点是三个指头（毛此前只承认一个指头）、向中央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不是错误，并且至少在心底里极不情愿地向这次开到县委的五级干部会议公开承认在大跃进中的错误，这真是一次公开的尴尬。要不是林彪以其看似有理的三路线观（即把党内路线区分为毛泽东正确路线、左倾路线和右倾路线）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毛泽东的权威，毛完全可以把这次退居二线后简直就是任人摆布的认错大会看成是自己的“滑铁卢”。
七千人大会前后数年里对一线主持者（主要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不满终于在未来的一天发泄了出来。尴尬之后的等待终于迎来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关于四清运动的分歧在毛刘之间公开爆发后，毛泽东开始准备在一个合适的机会里解除与羽毛丰满后的刘的二十来年的同盟关系。
此后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如愿以偿。毛刘的决裂可以部分地比拟太平天国里的洪杨决裂，不是杨秀清或刘少奇缺乏治国之才，也不是洪秀全或毛泽东太不容人，实在和杨秀清与刘少奇在治国中确立了巨大的威望后不自觉地对看似虚位的“一把手”表现出的怠慢甚至无礼有关。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中有一百零四处说到毛泽东的名字而八大的报告中则降低到了四次，在延安已经发表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后来编辑《刘少奇选集》后划去了毛泽东的名字，还有一些毛泽东认为很重要的会议不邀请他参加，这些都可以视为两个主席失和的间接证据。从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建立起来的同盟关系，终于在一九六七年以刘少奇靠边为标志而彻底结束。
文化大革命这项巨大工程中的一个微观方面，就是毛泽东对分出一线二线后的大权旁落的全线收复。毛自己都承认了自己在经济上的不够内行，但他肯定又不能容忍一些在他看来也内行不到哪去的一线主管把他边缘化的努力。刘邓陶、彭罗陆杨等相继落马，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恶气也终于可以出了尽管代价十分巨大。
十、林彪夜遁逃
也许同毛泽东建国后的位高权重和年事已高有关，毛泽东后来的逆境策略越来越减少了低调和忍辱的表现而反映为寸土必争甚至锱铢必较。
一直在公开场合严格维护毛主席威严的林副统帅终于还是没有如愿以偿地实现顺利交班。他刚刚表现出对“国家主席”这一曾经由刘少奇担任、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国家和军队（宪法上国家主席也是“武装力量总司令”）的权力的位置的觊觎，毛泽东敏感和多疑的目光就极其冷峻地飘了过来。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提及设置“国家主席”之议的所有林彪“山头“的人都遭遇了严厉地批评，甚至包括不悉此中玄机的汪东兴。
毛泽东对此的穷追不舍收获的是林彪的委屈和反感。他已经清楚地感受到了张春桥力量的上升和自己接班的渺茫。他在策划“五七一”和谋害B—52未遂的情况下选择了叛逃。
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林叶夫妻，用一种十分生猛的方式宣布了毛林同盟的完结。而亲密战友的叛逃之举让毛泽东的神经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多种病相加并经常在梦中喊出“亲密战友”、“副统帅”等语的他显然无法理解这一痛变故并追究自己在把林彪逼上绝路的过程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两大接班人相继以不同的方式与自己决裂，这让毛泽东受到了太大的打击和刺激。他对战友们的信任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而对接班人的选择和培养也越来越不英明。起初是准备同时起用老干部邓小平和新干部王洪文并希望由老干部辅佐新干部的方式实现政权接力，但后来发现造反出身的王洪文迅速投入江青集团，而邓小平则拒不接受请他主持为文化大革命正名的任务。政治局内在林彪集团衰落后仍然有两大山头强烈对抗，这种对抗甚至引发了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前的大规模集会和含沙射影的诗词大会。失望中的毛泽东同时放弃了邓王二人，而开始考虑以处在中立立场上的华国锋主持大局。但是可惜，毛华之交仍然未能如毛所愿“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他所选择的第四组接班人仍然未能经得住政治风流的考验。
林彪叛逃加剧了毛泽东的衰老和走向天国的进程。也许，发生在他七十八岁这年的这场巨大困境是他一直没有走出的难局。在后来的五年里，他做出了许多错误的判断和不合常规的决策。这五年里的毛泽东，一方面表现出与芦荻谈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