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维绪走后，古地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的寂寞和孤单，尽管身边有不少新朋友，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像个无依无靠的孤儿一般。不知道这个时候袁维绪在柏林又是什么样的感觉。
1930年的新年又要到来，袁维绪的19岁生日也就要到来。古地怎么也忘不了去年袁维绪生日的时候，他为她精心准备的那一场成人礼，忘不了西餐厅里的探戈舞步，更忘不了小学校的那惊鸿一瞥。
记忆越美，孤寂越深。唯一能和这种孤寂对抗的，就是无休止的训练和征战。
襄阳战役后，国民军统帅部对乘势将五战区的作战区域扩大，发动一场攻击中原腹地的战役，还是集中全部主力于东线与帝国军主力在苏皖一带决战发生了分歧。一些元老认为，此时的帝国军势头正盛，应该以守为主，现确保东线帝国军不会过江，将战争拖下去，再侍机反击。而一些新晋的高官认为，第五战区已经在鄂省打开一幅好局面，应该乘胜追击，即使不能取得战略性的胜利，客观上也可以牵制帝国军的东线兵力。而且坐镇川西两省的异姓亲王皇甫家族开战后的态度一直很暧昧，表面上响应皇帝的南征号召，但始终没有出动一兵一卒攻击国民政府统治区的滇黔两省。很显然其依然处于观望状态，如果国民军一味退守，皇甫家族反而会认为有利可图，很有可能趁火打劫。如果双方互有攻守，打成均势的话，至少他们还会继续保持观望。
最终，在战争爆发后强势入主国民军最高统帅部决策中心的军政部长蒋济生说服了文人主席周元培博士，决心在中原腹地打一场掏心战，如果取得战略性的胜利，既可以进逼帝国的腹地，从而牵制东线的帝国军主力，又可以震慑西川的皇甫家族，甚至可以由此经过政治手段将之分化出帝国阵营。可谓一石二鸟。
为了这一战的胜利，军政部长蒋济生甚至挂帅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亲自指挥这场被后世的历史写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大会战之一”的豫南会战。国民军因此动员了包括第7军这“国民军三大王牌军”中的1个军在内的3个甲种野战军，5个乙种军，2个独立师，共约20万人。其中乙种军里面包含新近编成的71军，刚由帝国军“反正”而来的81军和从驻防贵州的69军。特别是69军被抽调后，整个贵州的防务就由属于内卫系统的革命卫队一个支队担负，如果皇甫家族由川南兵进贵州的话，国民政府首都广州的西部防线只怕就有些不稳了。很显然，这是一次非常冒险的军事行动。
帝国军方面，由于皇帝本人的注意力重点还是放在东线上，或许在他看来，帝国军打过长江，重新出现在江南的地面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个意义甚至超越战场上的胜利本身，因此对于国民军在豫南的动向，他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给与足够的重视，只是提拔了一个贵族为帝国元帅，命令他和他的部队对“叛军”可能出现的攻势作弹性防御。
该贵族因为祖上的功绩而赐姓端木，世袭二等公爵位，令有封地南阳，豫南是其家族的传统势力范围。其部队在帝国军中名义上属于禁卫军系统，实际上也是自成体系的一方诸侯，号称拥有兵力60万。抛开数字上的泡沫不说，该部在人员和武器装备上和真正的禁卫军相差甚远，甚至连条件较好的“上官系”或者是“参谋系”的部队都比不上。战士的基本装备是老旧的帝国自产“洪熙”式步枪，而且基本上一个连队最多只有一挺轻机枪，火炮及装甲力量等现代兵器更是稀少，甚至很多士兵手里拿的还是冷兵器。当然他的近卫部队皇家陆军第10军在各方面还算一支精锐部队，但这样的部队在他的整个体系中只占很小的比例。皇帝随后又将从襄阳方面退过来的18军划归他的豫南战区指挥，信阳、潢川方面上官系、参谋系的部队各有两个军，也划归该战区。在皇帝看来，该部即使不能击退来犯之敌，但守住几个要害城市，总是能办到的。
后世的史学家们认为，皇帝对豫南战场的轻视，是一个致命的战略性失误。而国民军为了掩饰真实意图，在当时制造了大量第五战区东移，企图沿江而下，夺回落入帝国军手中的重镇安庆的假象。这也对皇帝的判断起到了很大的误导作用。
安庆是此次帝国军南征兵锋到达的最南端，往前一步就是长江，而皇帝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打过长江。实际上帝国军此时对安庆的占领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战略价值，毕竟双方的主力还在苏皖厮杀，帝国军目前也根本分不出兵力来渡江南犯。而且在安庆附近国民军占有局部优势，安庆随时可能会得而复失。但是皇帝还是固执的在那里派驻了一个军，并且在得到“叛军”第五战区的部队可能会东移的情报后，又再度加强了安庆的兵力。
不管皇帝心里是怎么想的，国民军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还是很愿意看到他对豫南战场的忽视。1930年新年刚过，国民军先头部队新11师就率先向桐柏山和大别山之间交通要冲信阳发起了攻击。
新11师师长孙中兴少将国民军少壮派军官的代表人物之一，新11师德作战风格不像新7师和新1师那样疯狂凶猛，而是非常讲究冷静和合理的战术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