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颖颖事发半个多月之后，我不得不离开B城，前往S城采访，制片人催促，我也不愿意在一种近乎绝望的情绪里待的太久。如果我一直这样的话，我想她也会伤心的。
对她回到我身边的期盼，才成为支撑我好好活着的真正理由。
S城是另外一种风格的国际都市，她的华丽和绚目就像一颗东方明珠。来这座城市打工的外来人口大约在300多万左右，他们足以建设一个城中之城。与S城的繁华与繁荣形成反差的，却是那些农民工与之大相径庭的生活质量和权益保障。而据了解，这座城市对外来打工人的劳动权益保障工作却是靠前的。
我采访的是一名保障缺失的农民工，一个做家庭保姆工作的中年妇女。
采访有很大的难度，雇主并不情愿接受采访，尽管在他家发生的民事案件，当时在国内尚属首例，使有关家庭保姆是不是劳动者，应当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她的劳动权益如何维护等问题首次浮出水面。
这起民事案件，牵涉到的问题方方面面透漏出的缺失都令人尴尬。她竟然不在劳动者范围之内，她的权益保护也无从谈起。而她却是在一家医院里等待的刻不容缓的需要救治的危重病人。
人之将死其声也哀，她在病床上吐露出来的，就是希望早日离开人世。她的家庭已经不堪重负，丈夫早早的去世了，她进城务工的愿望是为了给孩子挣取上学的费用，两个孩子中有一个孩子还一度病魔缠身，使她的家庭已经承担了10多万的外债。而这次，她所面临的是一个农村妇女无法就医、无法治疗、无法继续生存的大问题。
她在给雇主擦玻璃的时候，不幸从四楼坠落，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生还的可能。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但针对支付不了费用的危重病人，他们也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反应。雇主认为他没有任何责任，她不小心摔落的，他为什么要负责任？而医院此时要求先期垫付几万元。
一位坠楼的濒临死亡的病人，在救治不救治，谁来救治的问题上牵扯不清。以至于贻误了病情。
最后在无奈的情况下，雇主先支付了这批费用，她才得以进急诊室治疗。生命是保住了，以后的延续治疗却再也无人问津。
雇主认为已经垫付了两万，和他已经彻底没有关系了，而她的治疗却需要十多万的费用。两个从外地赶回来的孩子也根本没有支付能力。
她万念俱灰，死亡是恐惧的事情，而对她来说，现实的逼迫却成了一种解脱。
我去采访的时候，事情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好的转机。
由于先期媒体的呼吁，她已经转院，有一家慈善医院对她进行了免费治疗。但雇主和她之间的官司，却成为一个长期的拉锯战。
这个报道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却也是没有想到的，竟然成为我在节目中心做的正常播发的最后的片子。这无疑中也为我的坎坷埋下了种子。
采访回来之后，我进入了紧张地备考当中，又一个学期将要过去了，于我却失去了很多东西，那也是我的英语必须补考的一个学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