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说，一个夏天接着一个夏天，其实也快得很。我知道天气刚刚转热，我的事就要有新的动向。我的案子定于重罪法庭最后一次开庭时审理，这次开庭将于六月底结束。辩论的时候，外面太阳火辣辣的。我的律师告诉我辩论不会超过两天或三天。他还说：“再说，法庭忙着呢，您的案子并不是这次最重要的一件。在您之后，立刻就要办一件弑父案。”
早晨七点半，有人来提我，囚车把我送到法院。两名法警把我送进一间小里屋里。我们坐在门旁等着，隔着门，听见一片说话声、叫人的声音和挪动椅子的声音，吵吵嚷嚷地让我想到那些群众性的节日，音乐会之后，大家收抬场地准备跳舞。法警告诉我得等一会儿才开庭，其中一个还递给我一支烟，我拒绝了。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是不是感到害怕”，我说不害怕。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看一场官司，我觉得有趣，我有生以来还从没有机会看过呢。“的确，”第二个法警说，“不过看多了也累得慌。”
不一会儿，房子里一个小电铃响了。他们给我摘下手铐，打开门，让我走到被告席上去。大厅里人坐得满满的。尽管挂着窗帘，有些地方还是有阳光射进来，空气已经闷得不行。窗户都关上了。我坐下，两名法警一边一个。这时，我看见我面前有一排面孔，都在望着我，我明白了，这是陪审员。但我说不出来这些面孔彼此间有什么区别。我只有一个印象，仿佛我在电车上，对面一排座位上的旅客盯着新上来的人，想发现有什么可笑的地方。我知道这种想法很荒唐，因为这里他们要找的不是可笑之处，而是罪恶。不过，区别并不大，反正我是这样想的。
还有，门窗紧闭的大厅里这么多人也使我头昏脑涨。我又看了看法庭上，还是一张脸也看不清。我认为，首先是我没料到大家都急着想看看我。平时，谁也不注意我这个人。今天对以圣贤之是非为是非，认为“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我得费一番力气才明白我是这一片骚动的起因。我对法警说：“这么多人！”他回答我说这是因为报纸，他指给我坐在陪审员座位下面桌子旁边的一群人，说：“他们在那儿。”我问：“谁？”他说：“报馆的人呀。”他认识其中的一个记者，那人这时也看见了他，并朝我们走过来。这人年纪已经不小了，样子倒也和善，只是脸长得有点滑稽。他很亲热地握了握法警的手。我这时注意到大家都在握手，打招呼，谈话，好像在俱乐部里碰到同一个圈子里的人那样高兴。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刚才会有那么奇怪的感觉，仿佛我是个多余的人，是个擅自闯入的家伙。但是，那个记者微笑着跟我说话了，希望我一切顺利。我谢了他，他又说：“您知道，我们有点儿夸大了您的案子。夏天，对报纸来说是个淡季。只有您的事和那宗弑父案还有点儿什么。”他接着指给我看他刚离开的那群人中的一个矮个子，那人像只肥胖的鼬，带着一副黑边大眼镜。他说那是巴黎一家报纸的特派记者：“不过，他不是为您来的。因为他来报道那宗弑父案，人家也就要他同时把您的案子一道发回去。”说到这儿，我又差点儿要感谢他。但我想这将是很可笑的。他举手向我亲切地摆了摆，离开了我们。我们又等了几分钟。
我的律师到了。他穿着法衣，周围还有许多同行。他朝记者们走去，跟他们握了握手。他们打趣，大笑，显得非常自如，直到法庭上铃响为止。大家各就各位。我的律师朝我走来，跟我握手，嘱咐我回答问题要简短，不要主动说话，剩下的就由他办了。
左边，我听见有挪椅子的声音，我看见一个身材细高的人，穿着红色法衣，戴着夹鼻眼镜，仔细地折起长袍坐下了。这是检察官。执达吏宣布开庭。同时，两个大电扇一齐嗡嗡地响起来。三个推事，两个着黑衣，一个着红衣，夹着卷宗进来，很快地朝俯视着大厅的高台走去。着红衣的那个人坐在中间的椅子上，把帽子放在身前，用手帕擦了擦小小的秃顶，宣布审讯开始。
记者们已经拿起了钢笔。他们都漠不关心，有点傻乎乎的样子。然而，其中有一个，年纪轻得多，穿一身灰法兰绒衣服学派，系着蓝色的领带。他把笔放在前面，望着我。在那张不大匀称的脸上，我只看见两只淡淡的眼睛，专心地端详着我，表情不可捉摸。而我有一种奇怪的印象，好像是我自己看着我自己。也许是因为这一点，当然也因为我不知道这种场合的规矩，我对后来发生的事都没怎么搞清楚，例如陪审员抽签，庭长向律师，向检察官和向陪审团提问（每一次，所有的陪审员的脑袋都同时转向法官），很快地念起诉书（我听出了一些地名和人名），然后再向我的律师提问。
庭长说应该传讯证人了。执达吏念了一些姓名，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这群我刚才没看清楚的人当中，我看见几个人一个个站起来，从旁门走出去，他们是养老院的院长和门房，老多玛·贝莱兹，莱蒙，马松，萨拉玛诺，玛丽。玛丽还焦虑不安地看了看我。我还在奇怪怎么没有早些看见他们，赛莱斯特最后听到他的名字，站了起来。在他身边，我认出了在饭馆见过的那个小女人，她还穿着那件短外套，一副坚定不移，一丝不苟的神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