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之教，失圣人之旨，奖进恶徒，疑误后学。其短五也。若以彼三长，
校兹五短，胜负之理，断然可知。
必执二《传》之文，唯取依《经》为主。而于内则为国隐恶，于外则承赴而
书，求其本事，大半失实，已于《惑经》篇载之详矣。寻斯义之作也，盖是周礼
之故事，鲁国之遗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旧制而已。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
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
而详者哉？盖语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贼子惧。又曰：《春秋》之义也，欲
盖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寻《春秋》所书，实兼此义，而《左
传》所录，无愧斯言。此则《传》之与《经》，其犹一体，废一不可，相须而成。
如谓不然，则何者称为劝戒者哉？儒者苟讥左氏作《传》，多叙《经》外别事。
如楚、郑与齐三国之贼弑，隐、桓、昭、哀四君之篡逐。其外则承告于彼，其内
则隐讳如此。若无左氏立《传》，其事无由获知。然设使世人习《春秋》而唯取
两《传》也，则当其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阙如，俾后来学者，兀成聋瞽者矣。
且当秦、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
汉，无所遵凭。故其记事也：当晋景行霸，公室方强，而云屠岸攻赵，有程婴、
杵臼之事；鲁侯御宋，得儁乘丘，而云庄公败绩，有马惊流矢之祸；楚、晋相
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国交战，置师于两棠；子罕相国，宋睦于晋，而云晋将
伐宋，觇哭阳门；鲁师灭项，晋止僖公，而云项实齐桓所灭。《春秋》为贤者讳；
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诸侯失政，大夫皆执国权。其记时也：盖秦缪居春秋
之始，而云其女为荆平夫人；韩、魏处战国之时，而云其君陪楚庄葬马；《列子》
书论尼父而云生在郑穆公之年；扁鹊医疗虢公，而云时当赵简子之日；栾书仕于
周子，而云以晋文如猎，犯颜直言；荀息死于奚齐，而云观晋灵作台，累棋申诫。
式以先为后，或以后为先，月日颠倒，上下翻覆。古来君子，曾无所疑。及《左
传》既行，而其失自显。语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学者，犹未之悟，所谓忘
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
然自丘明之后，迄于魏灭。年将千祀，其书寝废。至晋太康年中，汲冢获书，
全同《左氏》。故束晳云：“若使此书出于汉世，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
挚虞、束晳引其义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证，杜预申以注释，干宝藉为
师范。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
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于是授《春秋》于丘明，授
《孝经》于曾子。《史记》云：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次《春秋》。七十
子之徒口授其传旨，有剌讥褒讳之文，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氏明惧弟子人各
异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夫学者苟能征此
二说，以考三《传》，亦足以定是非，明真伪者矣。何必观汲冢而后信者乎？从
此而言，则于三《传》之优劣见矣。